、名字、墳墓、後裔，和大量的空白。
文言文和舊詩太難，太簡潔，太程序化，門檻太高；而白話文，來得太晚。
對應的是，中華帝國愚昧的海禁數百年，坐視南洋遍布歐洲帝國的槍炮、話語和帆影。
在那季風吹拂的南洋，比海南島上“天涯海角”更其遠的南方，數百年來，沒有文學作品，日子也一樣過。
可見對那些先輩而言，文學并不影響生存，也沒那麼重要。
換言之，在我們的南方，沒有文學并不奇怪；有，才奇怪。
我們的文學其實是“沒有”的孩子。
那樣荒涼的背景，怎不讓我們的寫作成了曆史的孤兒?
另一方面，即便好像是處于台灣文學内部，其實也是在邊緣域上——幾乎是外部——總是有意無意地被忽略了，無關緊要的存在。
自一九八六年九月赴台留學以來，我在台灣居留也滿三十年了，早已超過我生活在馬來西亞的時間。
這裡的好處是自由，寫什麼沒人管。
書出版了，印兩千本，二十年賣不完，一樣有出版社願意出。
對我來說，那也就夠了。
在馬來西亞出版更加困難，也一樣沒什麼讀者。
日據時代被日本人稱作南國的台灣，對來自馬來半島的我們而言，已經是北方了；雖屬亞熱帶，卻已有較分明的四季，雖然冬日也隻有高山偶爾降雪。
亞熱帶的雨和熱帶的雨倒是差不多，都是同一個季風帶之下。
多年前離鄉後開始寫作，小說中即經常下着雨，膠林；常有歸人，回不了家的人。
參照的還是我童年迄青少年間的膠林生活經驗。
《雨》諸篇，是多年以後重返那背景的一個變奏嘗試。
來自中國的旅人常說我們故鄉的小鎮肖似于中國南方的小鎮。
那南方，也就是我們祖先來自的地方。
《雨》繁體字版出版于二〇一六年，是本小書，原是獻給寶瓶出版社（及其社長朱亞君）的小禮物，感謝她多年來出版了相當數量的馬華文學。
寶瓶的馬華文學出版應已居台灣出版社之冠。
2017/4/24中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