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即清朝時的首都北京。
1895年4月17日，戰敗國代表李鴻章于日本下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朝野為之震動。
此年正值三年一度的“會試”（官吏最終選拔考試），舉國人才會集京師。
有幸接受“會試”的考生，均已經過層層考試。
其實，隻要通過“會試”前的“鄉試”成為“舉人”，便有資格在朝為官，但仍有數千考生奔着這讀書人的最高榮譽赴京而來。
鄉試與會試均為三年一試，照常規，會試通常舉辦于鄉試翌年的醜、辰、戌年二月。
考生在鄉試年十一月末申請考試資格，當地政府發給上京的盤纏，申請日期于會試年一月十日截止。
1895年為乙未年，正逢會試。
二月考試期間，甲午戰敗。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于2月12日自盡，其寫給伊東祐亨中将的降書上所标注的日期正是2月12日。
同年4月17日，日本與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而緊随其後的便是4月25日的傳胪（公布成績）。
來自全國的數千考生中，僅會産生堪堪三百餘名的進士。
考生均為舉人，已是國家棟梁之材，但倘若位及進士，其後必為朝廷肱骨。
而今年卻與往年不同。
會試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之時，甲午敗訊傳來，群情激憤。
科舉不限年齡，位至舉人者，多已是壯年不在。
于同年及第舉人的康有為已三十有七，他早已是公認的學者，怎奈時運不濟，科舉幾經落第，年近不惑方夙願得償。
由此可見，科舉成績無關學問深淺。
直至傳胪結束，數千舉人會聚，滞留京師。
他們皆胸懷報國之志，待機于各自在京城的“故鄉”之内。
京師中，除了湖南會館、貴州會館等省級同鄉會組織，紹興會館、濟南會館等縣市級會館林立。
每逢科舉年，會館為各地考生提供安生之所，好不熱鬧。
所謂考場，隻是“貢院”中無數的小隔間。
考生在長達三天兩夜的考試時間内，将考試答案謄寫三遍。
三天的吃喝拉撒均在隔間内解決，乃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持久戰。
由于舉人們上京的盤纏均由朝廷調撥，他們亦被稱作“公車”。
報名期限為一月十日，考生們不得不在此前趕赴京師，在其後直至傳胪的半年間，不得踏離京師半步。
落第并不可恥，畢竟及第率近乎百裡挑一，本年度的及第生僅有寥寥二百八十二人。
素有“大儒”之稱，學問遠超評卷官的康有為，也隻是屈居于第八名而已。
然而及第捷報未至，馬關媾和傳來——割讓台灣，割讓遼東。
此時，世界已步入通信時代。
鴉片戰争算是電訊化前的最後一場大戰。
滞留京師的舉人們，向都察院呈上萬名書，史稱“公車上書”，上書的内容大緻為如下十二字：
拒簽條約，遷都西安，誓死一戰！
而都察院卻以“傳胪前考生尚未入朝為官，無權上書”的理由，不予受理。
“公車上書”的牽頭人，正是同年進士康有為。
讀書人在選拔代表時，難免會各執己見，但當時康有為作為上書代表者，卻是衆望所歸。
由此一事，康有為的名望可見一斑。
康有為的名望，賦予此次上書無上的權威。
他發起的上書，征集到一千兩百餘名舉人的署名。
其弟子梁啟超雖未及第，仍為老師征集到了一百九十餘名廣東舉人的署名。
對此上書最為迫切的當屬台灣省舉人。
“台灣會館”名為一省之館，卻隻是一座老舊的四合院。
居住其中的舉人，亦隻有林堅與林炳文寥寥兩名而已。
兩名舉人雖同為林姓，卻非同族。
林堅是台南出身，而林炳文則出生于台北郊外。
會館内，兩個林姓舉人正商議此番署名一事。
林炳文問林堅道：“不知堅兄可有聽聞萊山一事？給他這麼一鬧，署名考生皆哭喊要退出。
你那邊的狀況如何？”
見林堅神色郁郁，林炳文苦笑道：“看來情形也不容樂觀……唉，想當初湊齊到十名時是何等的威風。
而如今……”
廣州乃大省，越華書院、學海堂等知名學堂林立，就算康有為不親自出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