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情大好，笑道：“年輕有為呀。
若如此俊才能為國之肱骨，何愁國不可興乎？老夫已年近華甲[此處“華”為“華”的繁體字，為原文用字。
現代的正确說法應該為花甲。
]，隻求後繼有人，将畢生所學傾囊相授……對了，你我今日之言，可萬萬不得告知王先生，他定會勃然大怒——區區華甲何出此言？老朽已是古稀之年，是否應退隐山林，做個垂釣老人？”
古人稱六十歲為華甲。
若仔細觀察，會發現“華”一字，是由六個“十”組成。
一老一少秉燭夜話至深夜。
鄭建議林學習英吉利語。
去年與孫文初見時，其流利的洋文讓這位老學者驚為天人。
鄭青年時時常與洋人打交道，對洋文的駕馭也頗有心得。
“賢侄他日若有幸經由香港，務必去拜訪一番這孫文。
屆時，老夫會寫信引薦。
”
就在去年，孫文曾一度欲進言于當朝重臣——北洋大臣李鴻章。
但舉人尚無資格“上書”，遑論一介白身醫生？别說是進言于當今聖上，便是欲向朝廷大臣進言，就已是困難重重。
鄭觀應對進言一事，自然是鼎力相助：“孫小兄隻管在信中暢所欲言便是，老夫有好友侍于李中堂左右，定會為你傳達。
”
于是乎，孫文返回祖籍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嘔心起草進言書。
為此他還特意至廣州拜訪摯友陳少白，詢其建議。
也正是在陳少白的介紹下，孫文得以與上海的電報實習生陸皓東相識，并共登旅途。
照當時的習慣，遊子出鄉，途經一地，通常由當地事業有成的同鄉負責照應。
而香山人氏在上海的成功者，非招商局鄭觀應莫屬。
話說這鄭觀應，青年時研習洋文，早年間任外籍商社買辦，後受清政府所雇，負責船社招商局、電報局、鋼鐵廠、礦務局、鐵道等一系列洋務産業的經營工作，是推動晚清現代化的先驅者之一。
晚清的“洋務派”将國力衰微歸咎于西式現代化的遲誤。
鄭觀應與李鴻章座下的洋務派幕僚羅豐祿相熟，上呈進言書一事，自然也是托付這位羅先生。
鄭觀應特地囑咐孫文道：“那幫腐儒多糾結于文辭，孫小兄在文筆上切記多多留心。
”
“拙筆得上海山長先生審閱，晚生有自信，文筆方面不成問題。
”
“甚好，有王先生朱批，錯不了。
”說完，鄭便開始細細默讀孫文的進言書，途中不時發出幾聲贊賞。
這也讓孫文心中的石頭落地。
但事實并非如此，鄭觀應對進言中和平改革的陳腔濫調并無多少感歎，他也不忍出言打擊，便敷衍道：“好，老夫這便将你引薦給羅先生。
”
鄭雖對這位同鄉青年的救國熱情欽佩有加，但要讓朝廷重臣過目一介白身的進言書，談何容易。
進言書逾八千字，整整二十頁。
好友所托，羅豐祿不好拒絕，卻不得不為這份冗長的文章而皺眉：“此篇進言書是否過長？中堂大人近日忙于公務，怕是無暇過目。
”
這還真不是羅有意推辭，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在那段時日确實忙得不可開交。
孫文于1894年6月呈進言，兩個月後的8月1日，便是日清兩國公開宣戰日。
時值多事之秋，肩負國家存亡的北洋大臣如何能得閑顧及如此冗長的進言？這封進言書自那後也是石沉大海，再無音信。
說起孫文，他在十四歲時遠至夏威夷投靠兄長，十七歲歸廣東，此後便滞留香港學醫。
因這段越洋經曆，他雖為舊中國一員，卻熟知世界寬廣。
但他對中國的理解，卻僅限于廣東一隅。
與陸皓東的旅程，讓他首次領會到中華之大。
一番磨砺下來，孫文初抵直隸總督所轄地天津之時，進言書的内容雖無大變化，其蘊含的思想卻遠非同日而比。
呈上進言書後，孫文心懷忐忑地在上海滞留了數月，但别提李中堂的回複了，羅豐祿是否有将進言書轉交，都還是個未知數。
想想也是，時值日清對朝宗主權糾紛進入白熱化，何況李中堂又是清國外交事務的全權代表。
6月22日，日外務省摒棄電報，而是直接派遣書記官加藤增雄遠赴朝鮮，向當地外交代表傳達本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