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對香港的情感，談得上愛恨交加。
首先，身處香港，就算将清廷與皇帝罵得狗血噴頭，香港警察也隻付之一笑。
這與孫文所倡導的民主相契合。
但在擺脫了清廷束縛的同時，此地為英吉利殖民地，殖民權威無處不在。
這又與孫文所崇尚的自由相悖。
1842年10月，英政府對港發布的“宵禁令”就是一項典型的殖民法規。
此法令明言禁止“爾等華人居民”在晚十一點以後外出。
并在翌年1843年，将宵禁時間提前至晚上十點，另追加了晚九點後不得下海這一條。
這項于民生不便的法令，竟持續了五十五年，直至日清和談，台灣割讓之後的1897年才得以廢止。
另外，對華人居民的“鞭笞”之刑屢見不鮮，緊随其後的是“遊街”與“載枷”之刑（闆枷與腳鐐）。
當時的香港人口約三十六萬（1901年統計），以在港華人為主，英居民區區萬人而已，但如“宵禁令”一般，歧視華人的案例卻比比皆是。
此時此刻，孫文正疾步于這塊土地上，試圖将這塊土地與蓄勢待發的廣州舉事相聯系。
從台灣收購的軍火已悉數安置在港口附近的秘密倉庫。
倉庫附近多處都安插了暗哨，會裡的同志化作平民，在周邊巡邏，隐蔽工作安全無虞。
十餘年後辛亥成功，孫文再臨此地時，被問及何處習得的革命，他的回答舉世聞名：“正是這裡，正是香港教會了我革命。
”
“興中”為複興中華的略稱，早有會黨以此冠名。
孫文早年在澳門行醫時，便為當地興中會的一員。
然而就在進言受挫，返回夏威夷的短短數月，孫文便成立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興中會。
兩個組織雖同名“興中會”，會旨卻截然不同。
孫文的興中會，創于武裝革命前夕，屬于激進派革命秘密組織。
而澳門的興中會則旨在“改良新政”，是個公開的民間團體。
孫文歸國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挖掘在澳門興中會裡的激進分子。
世間多把孫文所創的興中會視為華興會、光複會一般純粹的友誼團體。
誰知這個新興會社，竟是武裝起義的幕後根據地。
此番起義，有兩個指揮體系，分别為以孫文為首，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等人所組成的孫派，以及楊衢雲帶隊，謝缵泰、溫宗堯次之的楊派。
楊派的組織基礎，是由楊衢雲一手創辦的香港輔仁文社。
此社團在社旨“開通民智”的掩護下，行的是反封建制度的激進活動。
正所謂同行知門道，孫文很早便察覺到這個會社不簡單。
他歸國後，當即與此會社的高層取得聯系。
果不其然，輔仁文社的幕後主使為楊衢雲之父，與新興的興中會可稱得上是同道中人。
此番舉事，需廣州、香港兩地相互呼應方可成功，也就是說，孫、楊兩派缺一不可。
但群龍不可無首。
這龍首，還得從孫文、楊衢雲二人中角逐而出。
10月10日，雙方核心成員召開會議，以決帶頭人。
于會前，孫文便對己方同志有言在先：“此次議決帶頭人，孫某欲作退讓。
一來，楊先生長我五歲。
二來，此番起義，輔仁文社所動員的民間力量要多于我們。
這位置理應由楊先生來坐。
”
這是孫文與楊派經再三商讨，決定的折中之策。
其實，輔仁文社已做出莫大讓步。
此次起義，由興中會發起，這亦代表着輔仁文社從此并入興中會。
做出如此妥協，楊派要一個興中會會長之位，也在情理之中。
但陸皓東、陳少白、鄭士良三人卻對此決定頗為不滿。
此番起義的資金，包含了孫文在夏威夷募集的“起義軍債”、其兄長孫眉的全部家産，以及“隼”号船主洪詠城的地産。
談得上是由孫文一手促成的。
三人腹诽道：“他們也不想想打仗的錢糧是從哪兒來的？”
對此，孫文也隻能極力安撫：“此言差矣，輔仁也出了不少錢财。
再者，今後的募款，還得由他們出面。
”
确實如此，輔仁文社在道上的面子可比新興的興中會大了去了。
話說這輔仁文社的領袖楊衢雲，他的右手隻有兩根手指，傳言說，是他早年在造船廠學習技術時被機械絞斷的。
自那以後，他便棄工從文，開始研讀洋文。
在香港，洋文的受用範圍極廣。
楊衢雲從過教，擔任過招商局書記，處處都用得上洋文。
另外，楊衢雲憑借其俠義心腸與敦厚人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