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檄文，孫某方才拜讀過了，不愧為大師手筆。
今夜，請早些将息吧。
”
朱淇也不多做推辭，揉了揉惺忪睡眼，便晃晃悠悠地朝客房而去。
他這些日子不眠不休，隻為撰寫兩篇檄文——《讨滿檄文》與《安民布告》。
古語有雲，出師無名雖勝不仁。
就算此番起義成功，西方世界不予承認，最終也将功虧一篑。
孫文早已委托英國報刊《支那時訊》的記者李德與高恩幫忙起稿對外宣言書。
戰前走漏風聲乃是大忌，孫文嚴禁同志間的書信電報交流。
包括七十名會黨骨幹在内的兩百餘人在港義軍抵達廣州之日，便是起義爆發之時。
義軍的有生力量主要來源于會黨成員、新軍水師以及市井俠客。
他們皆潛伏在各自的崗位上，伺機待發。
孫文以香港“乾亨行”為總舵，在廣州亦設有多出分舵，其中“農學會”最為人所熟知。
孫文身為醫者，确實與“農學”二字搭不上邊。
他選擇此二字作為會名，純粹是為了宣揚“農業立國”的思想。
為維護此觀點，他不惜與提倡“工商興國”的前輩鄭觀應唱反調：“唯獨在這個問題上，孫某不敢苟同于鄭先生。
中華的立國之本，定是農業無疑。
”
近百年來，但凡是主張中國現代化的先進分子，皆無一例外地将“富國強兵”列為重中之重，尤其是“強兵”。
其中，有重“軍備”的洋務派，亦有重“工商”者如鄭觀應，“重農”的孫文倒成了落後分子。
諸事畢，孫文離開乾亨行後，便赴約拜訪自己的兩位醫學老師——醫生康德黎與馬林去了。
可歎他步步為營，處處謹慎，仍是在聽言觀行上出了緻命纰漏。
他竟草率地将同志朱淇的憔悴歸咎到了通宵勞累。
而事實是，朱淇的兄長在其家中發現了檄文！
“你瘋了！反叛罪可是要株連九族的！”
朱兄自然是怒不可遏，為逃責罰，他強迫朱淇去向官府自首。
而朱淇此番到訪乾亨行的目的，竟是為了收集參與起義者的姓名與籍貫！
為保全自身而陷同志于不義，朱淇良心不安。
他本非意志堅決之人，早在事情暴露前，瞞着周邊人撰寫檄文，已令他如芒在背。
當時，謀反重罪者不僅要承受切腹刺骨之刑，被處決後，更要受“棄市”之辱。
記不清多少個夜晚，他被棄屍市井的噩夢驚醒，汗濕枕巾。
夜夜煎熬如此，面容憔悴在所難免，在他人眼中更是一目了然。
所幸，周邊人将這份憔悴歸咎于他熬夜工作，精明如孫文亦不例外。
而孫文那關切的神情宛如一把尖刀剜着朱淇的良心，他險些便要脫口而出：“事情暴露了！馬上中止計劃！馬上！”
但是清廷駐港密探韋寶珊的一句話——将功贖罪，又令他将千言萬語堵在了喉嚨眼兒。
清國密探在港并無逮捕權。
此時，密探韋寶珊早已給廣州李家焯發去電報。
孫文其名，赫然位列主犯名單之首。
拜訪恩師，讓孫文在大戰在即的緊張氣氛中得享一絲甯靜。
曾幾何時，孫文在嘉約翰博士領導下的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校初窺醫學門徑。
那一年，他才二十歲。
學醫前，孫文在香港完成了普通教育。
他在自傳中明言，少年時曾求學于“香港書院”，也就是幾經合并的“皇仁書院”。
孫文在廣州南華醫學校求學僅逾半載，便轉學至香港西醫書院以求深造。
西醫書院成立之初，包括孫文在内，首屆生統共隻有十一人。
與其他學校一樣，這十一位首屆生的母校情結與團結心，遠非曆屆畢業生可比。
香港西醫書院于1913年并入香港大學作醫學部。
拜訪過恩師後，見天色尚早，孫文順道轉向，将在港友人探訪了一通。
“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遲孫文兩屆，早年便棄醫從商，亦參與了此次起義。
孫文本未将他列入探訪名單之中，但一想到此番一别，生死兩茫茫，他還是忍不住專程與這位摯友道句珍重。
道别對象中，不乏為孫文默默祈福者，為無法參加革命而懊悔者，當然，亦少不了為革命事業慷慨解囊者。
大竹果然在孫文返廣前夕才抵港：“夏老闆您說得不錯，泱泱大清已病入膏肓，搖搖欲墜啦。
我此趟台灣之行‘收獲’頗豐，您需要多少，盡管向我開口便是。
”
大竹是知悉九九揭竿之日的僅有數員會堂骨幹，孫文自然對他推心置腹地道：“軍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