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重陽，起兵之日。
此處的“九九”，自然為農曆九九。
農曆九月九日，為公曆10月26日。
[此處是指1895年。
]
三月初三（上巳）、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七夕）、九月初九（重陽），這四個奇數日月，并列為傳統中國的四大節氣。
重陽别名“登高節”，抑或“菊花節”。
在這個日子裡，人們習慣登高望遠，出入佛寺，頭飾茱萸以驅邪氣。
古人迷信時值盛開的菊花亦有驅邪掃濁之效，因此又得名“菊花節”。
孫文之所以将舉事之日定在九九重陽，皆因此日人人外出，市井熱鬧，成群結隊不易引人注目。
廣州城内暗潮湧動，義軍看似活動頻繁，實則是随波逐流，對大局模棱兩可。
這場爆發于1895年、史稱“乙未廣州之役”的武裝起義，由于興中會内孫、楊兩派的分歧，難以在步調上保持一緻。
孫派在廣州據點受襲的第一時間便急電警告革命軍按兵不動，誰知“泰安”号竟然擅自提前起航，以至于打草驚蛇，加之朱淇的背叛，此番起義失敗已成定勢。
由于西醫在當時屬稀罕物，孫文在廣州醫學界内算小有名氣。
當緝捕委員李家焯将謀反與主犯告知兩廣（廣東、廣西）總督譚鐘麟時，譚鐘麟還兀自不信：“李委員想岔了。
這個孫文，本官亦識得。
身為郎中，卻打出農學會的招牌，确實算是個異類。
但你說他造反，本官是萬萬不信……”
但李家焯态度強硬，譚鐘麟不得不勉強妥協道：“依你之言，反賊潛伏在周邊海域？本官自會派兵将其一網打盡。
另外，此事機密，切勿洩露。
”
兩廣原是由李鴻章之兄李瀚章坐鎮，直至同年三月份，李瀚章因病辭官，原閩浙總督譚鐘麟才得以接了這肥差。
廣東自乾隆以來便壟斷着清國的一切對外貿易，此處自然成了官員眼中撈油水的寶地。
新任的總督譚鐘麟為湖南茶陵人，在四川等多地官界浸淫多年，算得上是官場老油條。
他眉頭緊鎖，對手下幕僚道：“今日馬巡撫病情日益加重，恐大去之期不遠。
值此非常時期，誰敢輕言謀反之事，休怪本官重罰。
”
現任廣東巡撫馬丕瑤重病卧床，照慣例，巡撫身笃，上級總督必須兼任巡撫之職，直至次任巡撫到任。
巡撫因病喪失工作能力，各事務亦是由總督衙門簽批。
譚鐘麟心中早有了計較：“重陽前後，總督公務繁重是衆人皆知的。
屆時再曝光謀反一事，這失職之罪，便加不到我頭上。
”
座下幕僚自然是對上司的念頭心照不宣，當即應道：“是，屬下定當守口如瓶。
”
兩廣總督貴為封疆大吏，府中自然聘養着私人的幕僚團隊。
這些幕僚随着雇主走南闖北，忙碌時則幫忙出謀劃策，閑暇時則陪同吟詩對弈。
譚鐘麟雖是湖南出生，卻發迹于閩浙，因此其座下幕僚多為浙江人。
談起浙江幕僚，其中紹興師爺聲名尤甚。
他們大多善于察言觀色，且嘴皮子也牢靠。
“謀反之事尚未坐實，切莫聲張。
”
僅憑譚鐘麟這一句話，幕僚便将上司的拖字訣猜出七八分，道：“屬下這便去囑咐底下人注意些。
”
身為地方官員，自然巴不得管轄民衆能安分守己。
但若事端在所難免，市井流氓暴亂，與知識分子運動可完全是兩種概念。
強盜惡徒無處不在，實非區區地方官吏所能管束得了的。
但帶有政治性的“造反”可不同，就以“明哲保身”為第一要務的朝廷命官而言，“造反”無異于是對頂戴的最大威脅。
因此，譚總督是不擇手段也要将此次事件定義為“暴亂”的，萬不能讓朝廷察覺到此事。
要知道，觊觎兩廣總督這一肥差的人，可虎視眈眈地窺伺着他的失足。
若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再理想不過。
此時此刻，孫文正強作平靜。
廣東富庶，商界常有持續至深夜的晚宴。
為防酒後鬧事，此類場合多半少不了政府軍隊的監視。
此情此景對孫文來說本應習以為常，但此番的陣勢卻有些許不同。
官兵數量多于往常，且神色緊張。
作為圈子裡少見的西洋醫生，孫文應邀入席。
今晚的異常顯然不是他的錯覺。
坐在孫身旁的商人也感覺到了，向他搭話道：“看今晚的架勢，衙門是鐵了心要與觊觎闱姓饷銀的賊人分個高下。
”
“哈哈，那倒未必。
”孫文唯恐天下不亂似的高聲笑道，“怕就怕，他們這趟是沖着我孫某人來的，畢竟我們‘四大寇’兇名在外，早是朝廷的眼中釘了，哈哈……”
雖說“四大寇”一說早在圈内傳開，但孫文在公衆場合如此大搖大擺地承認，倒還是頭一遭。
他在高笑的同時，不忘暗中觀察聽了這席話之後周邊人的反應。
“四大寇”诽清的目的是為了制造輿論。
香港崇尚言論自由，孫文等人诽清，可謂一呼百應。
這一點，在清廷管轄下的廣東是絕不可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