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之中，張之洞算得上是少數有資格與李鴻章一較長短的權臣之一，但世人通常認為其個人魅力與政治手腕遠不及後者萬分之一。
他自己亦深知這點，為青史留名，便全身心投入收買人心。
看了康有為帶來的《中外紀聞》後，張之洞對康有為要出版周刊《強學報》表示支持，并承諾出資贊助上海強學會。
于是乎，上海強學會便趕鴨子上架般開張了，創始成員僅有十六人。
康有為不忘拜訪上海名士黃遵憲。
後者對康有為的來訪喜出望外：“閣下便是南海康先生嗎？您的大作讓黃某人受益匪淺，隻歎無緣相見。
”
“晚生亦拜讀黃大師著作久矣。
您對日本的了解，真可謂是我大清第一人！今日一見，三生有幸。
”
康有為也熱忱地看着面前這位長自己十歲的前輩。
他們同為廣東出身，黃遵憲的官話中混雜着一絲地方音，表明其客家身份。
黃遵憲作為“新興文學”巨匠，在上海文化界頗具地位。
另外，他曾從事外交工作，對海外的認知，在當時的清國數一數二。
最重要的，他是變法派的先驅者之一。
黃遵憲二十九歲中舉，同年便得了個駐日公使參贊（文員）的差使。
但日本那時正鬧“西鄉隆盛之亂”，其拒絕初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來日。
一直耽擱到1877年（光緒三年，明治十年）秋，使節一行才被允許赴日。
駐日四年裡，外交公務之餘，黃遵憲熱衷于伊藤博文、榎本武揚、大山岩、森槐南、岡千仞、岩谷一六等諸多日本政界、文界名流探讨漢文。
了解到日本本土教育的普及，源自民衆對假名的興趣，黃遵憲認為祖國的教育亦可以此鑒，自此便開始鑽研日本曆史文化，撰寫《日本國志》四十卷。
康有為口中的“著作”，指的便是這部《日本國志》。
而黃遵憲所言“大作”，乃是上文曾提過的《新學僞經考》。
既有同鄉之誼，又互相仰慕對方的作品，怨不得兩人會這般一見如故。
黃遵憲駐日四年期滿，被提拔為舊金山總領事，其後被指派到英吉利、新加坡等地總領外交事務。
直到在新加坡感染上瘧疾，才得以告病還鄉。
值得一提的是，他與張之洞初見時的不羁态度。
文獻中有言：昂首闊胸，單足置于膝上，搖頭擺腦，聲震屋瓦。
文人一旦到達某種境界，處世待人難免孤傲，黃遵憲亦不可免俗。
此後，張之洞每當出台一項為政舉措，黃遵憲總少不了向旁人吹噓：“張香帥[張之洞号香濤，又是總督，稱“帥”，所以叫張香帥。
]納我之建議爾。
”
顯然，張總督曾怠慢了這位學者。
黃遵憲在後輩康有為面前表現出的謙遜，亦足可以體現出他那傲上媚下的性子。
于是乎，在上海“強學會”的運營下，北京《中外紀聞》的姊妹報紙——《強學報》不久後便在上海出刊。
另外，這個新興會黨為了擺脫“帝黨”嫌疑，先後吸納了張之洞、劉坤一、孫家鼐、徐世昌、翁同龢、袁世凱等一衆朝廷要員入會。
唯獨李鴻章，捐贈兩千元申請入會，卻因赴日媾和一事被拒之門外，部分激進的會員甚至做出以下言論：“賣國之财，雖死不受！”
誰知一石激起千層浪，僅因這一句話，《中外紀聞》便遭在朝“保守派”官員一律抵制。
張之洞也随之中斷了對強學會的經濟援助，理由很是牽強：首先，他對康有為那套孔子改制的思想尚心存疑慮；再者，《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标注日期，此舉有不尊大清正朔的嫌疑。
另流傳一種說法，康有為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