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下觀衆感歎孫文的凜然正氣，紛紛鼓掌。
可笑這找茬兒的男人錯以為掌聲是沖着自己來的，正欲再作譏諷，周邊卻謾罵聲起：
“滾犢子！孫子敢情是到這兒砸場子來的。
”
“回家吃你娘的奶去！莫要攪擾了老子聽演講！”
“Gohome！”
男人的臉色由紅轉青，再由青變紫，哪還見方才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樣，嘴上卻不服輸：“走便走！你們這幫反賊，等着砍頭吧！”
負責接頭的洪門弟兄也坐不住了，笑罵道：“哎，且慢且慢，别忘了，将與你一道來的犢子們也領了去，端的[端的，多見于早期白話，為到底、究竟的意思。
]占了座位！”
“你們……你們走着瞧，别讓老子見着……”男人放下幾句虛張聲勢的狠話，就灰溜溜地逃了，大夥也不屑與這潑皮多作計較。
孫文看似渾不在意，清了清嗓子便繼續演講。
這個插曲讓孫文認識到，單純抨擊清廷怕是難以激起多少共鳴。
說直白了，還是得“煽動”聽衆的“反心”。
最富“煽動”效果的話題，莫過于16世紀中葉，江南在後金（滿洲族）鐵蹄踐踏下的悲慘曆史。
但凡是良知尚存的漢人，聽及此段曆史時，無不捶胸頓足。
明末名士王秀楚将清軍在揚州犯下的種種暴行記載在《揚州十日記》一書中，此書堪稱孫文最趁手的理論武器。
其實，此作一經問世，便被清廷列為“私藏者死”的禁書，早早便在中國大陸絕迹，後世人僅聞其名，卻無緣拜讀。
然天不絕傑作，此書于江戶時代流傳至日本。
文政十一年（1828年），齋藤南溟為其校訂，後被清國留學生争相謄寫，其中一冊手抄本便傳到了孫文手中。
這還得歸功于日本非“易姓革命”之國，後世統治者不會對前朝書籍心存戒備，否則，此著作怕再無法重見天日了。
反觀中國，當世統治者多持有“前朝事物尚存則統治不穩”的觀念。
自秦“焚書坑儒”以來，“思想鉗制”便成了曆朝曆代的常态，而其中“翹楚”非清朝“文字獄”莫屬。
清雍正朝（1723—1735年）的某次鄉試，考官查嗣庭以“維民所止”為題。
此句出自《詩經》名言“邦畿千裡，維民所止”，出題的原意是提問考生“民之所安為何處”。
然這道稀松平常的考題卻成了查氏一門的催命符。
查嗣庭病死獄中，親子被當街問斬，查氏族人多受株連。
究其緣由，實是荒謬之至——“維民所止”中的“維”與“止”，碰巧是去了頂兒後的“雍”“正”。
暗藏禍心之人便以此做文章，參了查嗣庭一個“大不敬”的罪名。
《詩經》中的名句，尚且難逃“謀逆”罪名，世人自然草木皆兵。
身邊的書籍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恨不能統統燒掉才心安。
在這種環境中，還能有多少名篇能殘存于後世？
南梁皇侃（公元488—545年）所著《論語議疏》，為後世人研究《論語》時必不可少的文獻。
其實，此作的原文至南宋時便亡佚，好在其内容頻繁被其他作品摘錄引用，東拼西湊之下，多少還能還原部分原文。
然而正是這樣一本令中原文人怅然不已的亡佚名作，竟有一拓本尚存于日本足利學校。
寬延年間（1750年）[寬延是日本的年号之一，指的是1748—1750年這段時間。
這一時期，日本的天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