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稍待。
”
言畢，便領着一衆館員退回館内。
鐵門一關，記者們立刻炸開了鍋：“這便是我們苦守了數小時的答複？”“糊弄誰呀！當我們三歲小孩兒？”
上述的插曲榮登“TheGlobe”報頭條，但對清公使館是否參與綁架，尚未有定論。
但前有康德黎、孟生兩位德高望重的名流做證，後有實力記者揪出清廷重金收買船務公司的證據，各大媒體已開始了對公使館非法監禁之行徑的公開譴責。
更有甚者，某一報社煞介有事地登載了清公使館的平面圖，估計是受了風靡時下的《福爾摩斯探案集》的影響吧。
綁架事件一經公開，民衆的抗議如潮水般湧向清公使館：
——要求清公使館立刻釋放基督徒！
——非法監禁我基督徒，要求清國公使公開謝罪！
抗議形式多種多樣，從集會遊行到公開示威。
此番孫文受困本與宗教問題毫不相幹，卻仍有基督徒借勢打出“打倒異教徒清國皇帝，還孫逸仙博士自由身”的旗号。
結果呢，為保全公使館最後的顔面，英吉利外交部出面，暗中将孫文請出了小黑屋。
10月23日，孫文重獲自由，結束了長達十二日的牢獄之災。
在大批支持者的簇擁下，孫文總算是再次回到了熟悉的康德黎宅邸。
翌日（10月14日），孫文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對英政府以及媒體業界的緻謝文。
不日，孫文著作KidnappedinLondon，叙述了自己被綁架的始末，後被中譯為《倫敦蒙難記》。
與此相對，清公使館參贊吳宗濂于事發三年後著《随轺筆記》，為清公使館的不法行徑辯解，文中表示孫文在被捕前日，曾以“陳載之”的假名隻身造訪使館，卻因懷表背面銘刻着的“SUN”暴露了身份。
當值館員約孫文明日再訪，并于翌日孫文如約造訪時，将其抓獲。
就如何處置孫文，公使館曾緻電總署，建議盡早将孫文釋放。
而總署遲遲不做回複，十數日後，卻突然表示已準備好輪船，要求公使館将孫文遣返。
此文顯然在與《倫敦蒙難記》唱反調，卻難逃杜撰之嫌。
清公使館中不乏如鄧廷铿一般與孫文相識的成員，竟憑懷表背面的銘文這樣暧昧的細節來甄别要犯？清公使館，名譽掃地矣。
清國駐英公使同時兼任着駐意大利公使與駐比利時公使之職，去年甚至連駐法蘭西公使也收入其權責之下。
由此可見，清國外交已凋敝到何等地步。
駐英公使龔照瑗卧病期間，顧問馬格裡總攬公使館事務。
然而綁架事件後，跟随李鴻章環遊世界一周的羅豐祿當即被委任為新任駐英公使。
這羅豐祿乃是李鴻章帳下幕僚，湊巧也是當年在天津收下孫文進言書之人。
雖說僅僅是一面之緣，但這羅豐祿還不至于忘卻了。
但考慮到敵我立場，孫文暫時沒有登門拜訪的打算。
說句實在話，孫文倒是得感謝這次綁架事件。
“孫逸仙”其名可謂響徹世界，受到《泰晤士報》《紐約論壇報》乃至《紐約時報》的争相報道。
這倒好，孫文哪兒還用得着可憐兮兮地四處組織演講，自有媒體為他宣傳革命理念，自然還會半開玩笑地提及他的懸賞金額——若是清廷自個兒逮着了孫逸仙，這巨額懸賞金該如何分配呢？
當然，對孫文而言，最大的好處就是徹底脫離了那提心吊膽的日子，重獲自由。
廣州起義時，清國的地方官員怕擔幹系，将武裝暴動捏造為強盜搶掠闱姓饷銀事件，自然沒有多少新聞價值。
而此番倫敦綁架案可大為不同，不僅被倫敦與紐約各大媒體大肆宣傳，還被譯作漢文，登載在上海《時務報》與香港《中國郵報》之上。
順帶一提，上海《時務報》創刊于1896年8月，主編為維新領軍人梁啟超。
事态平息，孫文得意地再次下榻至旅店“GreatsInn”。
即便如此，康德黎仍未放松警惕，提醒孫文道：“逸仙，你已是自由身，公使館吃了回癟，不至于會糊塗到重蹈覆轍。
但切記，你仍是清廷的眼中釘，明的行不通，你得提防着他們使暗的，例如說……下毒。
”
“下毒……老師，我們可是從醫之人。
再不濟，也不至于跌倒在自己的老本行上。
”孫文苦笑道。
見孫文不以為然，康德黎發急了：“你便是這般不惜命？此番遇難，就沒讓你長些教訓嗎？”
“學生失言，老師勿怪。
學生的确是麻痹大意，天性如此。
日後定謹遵老師教誨，謹慎行事便是。
”孫文趕忙承認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