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仍計劃在廣東境内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鄭士良本身也是廣東惠州惠陽出身，自然樂意在主場作戰，便先行回國聯系國内會黨去了。
日本同志宮崎滔天與平山周也先行赴廣州踩點。
二人在上海上岸。
由于北方形勢日漸嚴峻，宮崎按原計劃南下，平山則北上赴京，觀察局勢。
袁世凱終究還是告了密，變法派成員悉數被捕處刑，百日維新就此落幕。
其實，西太後早已做好了對變法派進行武裝鎮壓的準備。
袁世凱的告密，充其量隻是催化劑，加速了進程。
光緒帝的求援密诏早已說明一切，可歎變法派太過天真。
袁世凱在日記中言及，他是在9月21日早間向榮祿告密的。
那時，光緒帝已被禁锢了自由，命懸一線。
袁世凱告密前日，光緒帝召見了伊藤博文。
但伊藤首相拜訪的可不是這個傀儡，而是坐鎮垂簾之後的西太後。
召見當晚，光緒帝便被幽禁在頤和園。
要說當時的情景，西太後命光緒帝跪在身前，捶胸頓足地訓斥，甚至命人呈上鸩酒（賜死用的毒酒）。
光緒帝戰戰兢兢地跪倒在地，也不求饒，隻是号啕大哭。
幸有軍機大臣王文韶等一幹重臣死谏，光緒帝才逃過一劫，卻免不了被幽禁在瀛台。
而光緒帝的倒台，便是變法派劫難的開端。
紫禁城内風起雲湧，一堵城牆自然是攔不住消息外洩，京城頓時人人自危。
受孫文派遣，出使至香港的平山周，也臨時變更計劃，北上至京師。
他在寫給宮崎的親筆信中分析當前局勢道：“風雲變色将至。
”
9月17日，光緒帝急诏康有為至上海赴任《時務報》監督。
康有為的确也是公務繁重，一時脫身不得，拖到如今局勢，哪還能光明正大地離京？康有為起初求援于英吉利公使館，卻正逢公使在北戴河避暑，沒碰上面。
他随之找到上京面聖的伊藤博文，請求其勸說西太後不要為難光緒帝。
一直到9月20日，康有為才變裝潛逃出京，在塘沽登上招商局的貨船“商濟”号。
他上船後，聞知翌日午間才起航，又趕忙換乘英吉利太古洋行的“重慶”号，翌日一早便起航出發。
榮祿親率艦隊追捕，奈何燃料不足，隻得中途折返。
他急電至客船經停地煙台地方官，命其緝拿康有為。
康有為如有神助，煙台地方官碰巧出差未歸，待其趕回時，“重慶”号早已起航。
榮祿仍不放棄，又密電命上海道台蔡均緝捕。
蔡均連日乘小船，臨檢南下客船。
英吉利公使雖遠在北戴河度假，仍不忘委托上海總領事白利南協助康有為脫身。
白利南命待機于威海衛的巡洋艦“BonaVenture”号回航，同時派遣工部局人員赴吳淞港，阻截“重慶”号。
于是，康有為便暗中從“重慶”号轉乘至前往倫敦的“Bralat”号，由返航的“BonaVenture”号護送其順利抵達香港。
康有為前腳剛離開塘沽，清廷便派遣步兵統領衙門進行緝捕并轉交刑部，其弟康廣仁也沒能幸免于難。
西太後從頤和園移駕回了紫禁城，重新開始“垂簾聽政”。
不同的是，她再也不需要簾前龍椅上那“傀儡”了。
京城政變始末自然也傳到了日本。
孫文聞知，便開會與衆同志探讨，這場政變對己方的起義是利是弊。
這場政變，以上大夫擁護皇帝而起，又以士大夫階層受重挫而落幕，從側面佐證了孫文那“不與士大夫為伍”的原則。
孫文歎道：“士大夫慘敗，從一開始便毫無勝算……可笑那幫腐儒，滿心以為‘變法’能救中國，視‘革命’如仇寇，結果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