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士大夫眼中，“革命”便是“易姓革命”。
所謂“易姓”，指的是如曹魏廢劉漢自立一般的改朝換代。
簡而言之，宣揚革命，便是宣揚滅清朝，廢愛新覺羅。
這怎是滿肚子“忠君愛國”的士大夫能夠接受的？他們所呼籲的“變法”，充其量也就是對原有制度的改良罷了。
說句不好聽的，與其去強扭這不甜的瓜，倒不如做個三五年夢，西太後自然得“下去”（慈禧為道光十五年生人）。
瞧瞧洋務派，心裡憋了多少不滿，等得也不就是那天嗎？
“是伊藤訪問之後，那老婆娘才着手政變吧？哼，看來有列強幹預，老婆娘那一派倒成了傀儡。
”
“如此想來，此番蒙難的六位變法先驅若泉下得知，可就死不瞑目了。
到可惜了那譚嗣同，他隻要躲在日本公使館，在治外法權的庇護下，本可以留得性命的……瞧瞧那梁啟超，不就幸免于難了嗎？說句不中聽的，比起那梁啟超，我倒甯願活着的是譚嗣同。
可惜，他字複生，卻沒讓他起死回生……”
肅清帝黨期間，京城九門戒嚴，僅有藏身于享有治外法權的外國公使館，才能有一線生機。
據傳，時任日本代理公使的林權助，與維新派也是交往甚密。
如今，梁啟超便藏身于日本公使館内。
譚嗣同在受刑前專程跑了一趟日本公使館，卻不為避難，而是為了将自己的遺書交于梁啟超。
遺書有這樣一句：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夜。
有之，請自嗣同始！
他在日本公使館與梁啟超見面時，曾道：“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吾為其難，足下為其意。
”——月照與西鄉隆盛均為日本維新志士，二人都主張推翻幕府統治，勤王革命失敗後，二人在西南薩摩海邊投海自盡，月照圓寂，西鄉存活，其後輔佐明治成就維新大業。
譚嗣同以此比喻，可見變法派對日本明治維新研究之深入。
月照投江犧牲，以一死換美名，故之為“易”。
西鄉獲救，卻要疲奔于國事，故之為“難”。
梁啟超在其後所著《戊戌政變記》中，将譚嗣同捧為“光緒之忠臣，殉國之烈士”。
然而，譚嗣同的生平事迹，卻遠不止于此。
孫文拜讀其筆下《三十自紀》與《治言》等文章後，曾暗歎，此生不能與譚嗣同為伍，甚是可惜。
譚嗣同祖籍湖南，京師出生，其父為朝廷要員。
他喜好野遊，年紀輕輕便與京師中的許多江湖俠士結交。
豈止是“結交”，在這京師，搬出“譚嗣同”這個名字，各路俠士都要敬讓三分。
直至弱冠，譚嗣同才收了心，與江湖俠士斷了聯系，經父親介紹，遠赴烏魯木齊，投甘肅新疆巡撫劉錦棠門下為幕僚。
此後十年裡，他遊曆各地。
他在《三十自紀》中自滿于自身的閱曆：“合數都八萬餘裡，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
”
在新疆曆練數年，其父赴任湖北巡撫，譚嗣同亦随父同往武昌。
當時，武昌城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坐鎮，其帳下聚集當下名士學者衆多。
數學家徐建寅，古書收藏家楊守敬，愛丁堡大學出身、精通西洋文學的辜鴻銘——在他們的熏陶下，譚嗣同的武昌之行，受益匪淺。
他所著文章《仁學》，僅有部分節選流傳于外。
但隻是這些片段，便讓孫文深感共鳴。
文中，譚嗣同主張摒棄儒教“五倫”中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僅餘下“朋友”。
前“四倫”均涉及地位高低，隻有“朋友”之交，呼籲平等自由，不至于失去自己的立場。
他還稱宇宙的原理為“以太”，凝縮在朋友之道中。
眼下九門戒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