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使館發函于本國外務省，承認兩人難民身份。
“大島”号突然返航，恐招清廷懷疑。
日本政府為打消清廷疑念，還特意另外派遣軍艦“須磨”号至大沽口，做輪換狀。
其實，榮祿早從探子處得知梁啟超要從塘沽逃亡，安排了一個叫黃花農的探子，提前在此盯梢，但這黃花農愣是把人給看漏了，估計是讓變法派給策反了吧。
梁啟超逃亡始末，在林權助的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
他事先與大隈重信外相取得聯系，海相西鄉從道幫忙派遣了軍艦。
那年月通信不便，京師政變的消息，對外多少有誤傳。
遠在香港的宮崎滔天從報刊上得到的消息也沒個準信，要麼說康有為被捕遇難，要麼說他逃亡海外。
康有為就此被清廷扣了一頂“無道反賊”的帽子。
封建社會盛行“連坐”，康有為落馬，不僅是親族遭殃，康有為在廣州所設私塾“萬木草堂”其門下弟子也難免受牽連。
私塾的日文教師田野橘次常在廣州與香港間往來，巧合之下與宮崎滔天相識。
田野得信，便火速安排私塾學生赴香港避難，并叮囑道：“如今，日本俠士宮崎滔天正滞留香港，你們大可求助于他。
”
另一頭，康有為所乘“Bralat”号于9月27日抵港。
他上岸後便被警方保護起來，任何人不得會面。
一來是怕清國派遣刺客；二來是康有為自身也處于崩潰邊緣。
他雖苟全了性命，但六名同志已殒命。
他本人也被誣陷為“進紅丸弑帝”的“大奸大惡之徒”。
如此看來，自己仰仗的光緒帝怕也是兇多吉少了，西太後這是打算将“弑君”罪名強加在自己身上——康有為一度想效仿那月照、西鄉，投海殉國。
英吉利同志極力開導康有為，畢竟還不見光緒帝駕崩的官方消息。
但康有為心中挫折絕非數日可平，搬出警署後，他主動拜訪宮崎滔天，想要去日本。
田野那句“日本俠士”果真不是虛話，與變法毫無瓜葛的宮崎滔天不僅收留萬木草堂四十名學生，還主動奔走聯系日本領事館和外務省，為康有為打點赴日事宜。
宮崎所著《支那革命軍談》中，有如下叙述：
吾等如此協助康有為一派，非贊同其主義，隻出于一片友情而相助爾。
吾等素來支持支那革命主義，且同孫逸仙共誓生死，對康有為之援助，絕非主義上之援助。
于是，宮崎滔天全程陪同康有為，确保其安全抵達日本。
在日本平河町三橋旅館，康、梁師徒重逢，相擁在一起。
早在一周前，梁啟超便在平山的幫助下，乘軍艦“大島”号抵日。
在宮崎滔天看來，孫文與康有為雖同為救國志士，所持主義卻相悖甚遠——孫文志在革命，旨在覆滅清國，建立共和國。
而康有為卻倡導效仿明治維新，旨在改良舊制，建立君主立憲，光緒帝淩駕于《憲法》之上，說白了，就是開明君主獨裁，徹頭徹尾的“保皇派”，與孫文等“革命派”是勢不兩立的。
再說變法派中另一位高官黃遵憲，清廷本欲委任其為駐德意志公使，卻未得到德大使準允，隻得赴湖南任按察使。
光緒帝為保其周全，又下旨任之為駐日公使。
黃遵憲著有《日本國志》，在日本頗具聲望，日政府是一萬個應允。
但黃遵憲在赴任途中突染惡疾，隻得卧病在上海。
伊藤博文趕巧在上海逗留，他了解狀況後，火速緻電于代理公使林權助，表示本國政府已接納黃遵憲為公使，清廷不得擅自處分，電報日期為10月10日。
翌日10月11日，大隈首相回電林公使，望清總理衙門勿對變法派施以極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