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是在戊戌變法前年（1897年）初次赴日，在日本的第一年，清國留日學生還是稀罕貨。
清駐日公使館專門培養了數名日語專家緻力于号召赴日留學，卻不見成效。
其實，甲午戰争落幕當年（1896年），駐日公使裕庚曾遣人赴上海，招募十三名優秀學生赴日留學，這也是第一批清國留日學生。
裕庚将這十三名留學生的教育，托付于日本高級師範校長嘉納治五郎。
此學級起初被命名為“弘文學院”，因犯了乾隆帝之名“弘曆”的忌諱，畢業時，留學生集體自願将證書上的“弘”改作“宏”。
留學期限為三年，孫文逗留日本期間，他們還未畢業。
清政府未對海外公開乙未起義始末，留學生們自然不識孫文之名。
上海《時務報》雖如實報道了孫中山在倫敦被綁架事件，但還不至于傳到留日學生的耳中。
橫濱馮鏡如等一幹在日華僑，為教育後代，也計劃在當地建立華人學校。
孫文也為其出謀劃策過：“馮老闆意在同時重視中西學問吧？校名定為‘中西學校’如何？……孫某的母校‘西醫書院’隻注重全英文教學，以至于孫某不得已在畢業後溫習中文。
若當初能兩者兼顧，可省去不少麻煩。
”
在座的陳少白也發言道：“問題是師資何處去尋？馮老闆貌似有意從國内招？估計是打算請康有為的弟子吧？”
“你說的是萬木草堂那幫學生？怕有不妥，教師的本職是傳道授業，就怕他們會向孩子們宣揚變法。
”
上述關于橫濱建校的商議，發生在戊戌變法前年，也就是康有為受光緒帝召見當年。
由此可見，康有為當時的聲望、名氣達到巅峰，尤其是同鄉廣州人，簡直将他奉若神明。
若說李中堂為清國上下公認的宰相，康有為則是廣州人心目中的宰相。
陳少白有友人求學于萬木草堂，在廣東時，與康有為也有過數面之緣。
馮鏡如聞知此事，請求道：“少白兄弟，能否拜托您請康先生安排一門下弟子來橫濱授教？”
“好說，我這便至信。
”陳少白拍着胸脯道。
不久後，康有為領導變法派抗争朝中守舊派的消息也傳到了日本。
孫文等人自稱“革命派”，自诩先進于“變法”。
孫、康兩派之差，在于對帝制的延續與否。
如今，共同的敵人“守舊派”，将兩派捆在同一戰車上。
因此，革命派陳少白與變法派康有為交好，也算正常。
康有為也不拂少白面子，安排萬木草堂學長徐勤，赴橫濱協助管理華僑學校。
所謂“學長”，意為學識通達之人。
孫文在倫敦的同志南方熊楠，就被稱為“南方學長”。
徐勤字君勉，在評論界頗有名氣。
在橫濱上岸時，他雙手小心翼翼地抱着一頂長一米、寬半米的大家夥，還精細地用油皮紙包着。
到馮鏡如的店鋪後，他拆開包裝，原來是塊匾額，上頭是仙風道骨的四個字：大同學校。
看到這校名，當時在場的陳少白心裡是萬分尴尬，有些慶幸孫文不在場——孫文先前已取校名“中西學校”，但陳少白寫信給康有為時忽略了這點，隻說要建立一個華僑學校。
收到信後的康有為倒也不客氣，是對方有求于自己，這校名自然要由自己人來取。
“大同”一詞出自《禮記》，在當時算是人們交談寫作的常用詞。
《老子》有雲：“大道廢，有仁義。
”所謂“大道”，乃社會制度與秩序。
廢“大道”，方需倡導“仁義”。
“大道”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