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給孫文的信中如此寫道：
且不提逸仙兄當年，招募多少留美華人加入興中會，就說如今，還剩有多少人？……本人前日親臨康有為演講會，恕直言，論條理清晰，論綻蓮之舌，這康有為不及逸仙兄萬分之一。
可笑，其号召力，所募集金額，卻數倍于逸仙兄。
即便如此，逸仙兄切勿妄自菲薄，康有為之輩不過是占盡天時、地利罷了。
兄台之理念，才是中國，乃至世界之正道。
康有為多處輾轉，在各地建立保皇會總部十一處，分會一百零三處。
雖大半有粗制濫造之嫌，但康有為争的便是一口氣——孫文之輩，何足挂齒？
在康有為眼中，孫文這樣不考功名的“異類”，甚至與自己相提并論的資格都沒有。
但很湊巧，兩人同有憂國之心，救國之志，并默契地當上了清廷的頭号通緝犯。
兩者出發點一緻，都為救國，本不該分彼此，奈何截然不同的目标，強行将兩人置于對立面。
康有為強行更名，隻為與革命派劃清界限。
康有為賣力宣傳，留守橫濱的梁啟超也未閑着，在當地創立旬刊（十日一版）《清議報》。
梁啟超不僅能言善辯，更是妙筆生花。
短短數月光景，《清議報》便在留日華人群體中穩占第一影響力。
一時間，保皇派勢力如日中天。
保皇派做大，孫文坐不住了：“我們也不能坐以待斃，時不我待。
我們得效仿保皇派，出版自己的刊物。
少白，由你執筆。
不談口才，單論筆杆子，你不輸那梁啟超。
”
保皇派離了康有為，群龍無首之下，還能大肆擴張。
革命派被逼入守勢，但鋒芒不減，伺機收複失地。
日本就那麼大點兒地方，再縮小到華人圈，即便敵對，也是街坊四鄰。
孫文就時常到對方大本營“大同書院”去串門，還與對方兩員大将——梁啟超與徐勤聊得很是投機。
苦心栽培的興中會，眼瞅着逐漸土崩瓦解，多年心血化作泡影，但為當下局勢使然，又有誰能順風順水？孫文是樂天派，想通了此節，也少了許多黯然神傷。
今天，孫文又到變法派大本營串門，梁啟超在學校會客室中接待。
孫文感佩道：“梁兄一支筆杆，将保皇會經營得如日中天，孫某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呀！”
然而，梁啟超的态度似乎有難言的隐情：“小弟早有與逸仙先生聯手之意了，可惜如今局勢……唉，不提了，改日定當至先生府上拜訪……不成，還是拜訪少白兄府上，屆時再共商兩派聯盟大計。
”
興中會還未必有淪落到被保皇會徹底打垮的地步。
孫文心裡明白，保皇會内部絕非萬衆一心，既有頑固的保皇主義者，另有部分會員僅僅是堅守“保住光緒帝”這條底線，暗地裡則在培養自己的勢力。
會長康有為撂了挑子，梁啟超與徐勤這兩位副會長，大感不堪重負，竟主動向虎視眈眈的興中會抛來橄榄枝。
這段時日，向孫文示好的保皇派成員，何止梁啟超一人。
康有為被驅逐出境後，遠在香港避難的萬木草堂學生，與國内一幹康有為的門生，皆紛紛赴日。
梁啟超在湖南事務學堂當差時的同僚唐才常也主動要求赴日。
保皇派這幫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早就對他們那故步自封的康恩師心懷置疑了。
而且以宮崎滔天為首的一幹日本同志，因不了解中國的師徒倫常，常常不厭其煩地給這群年輕人鼓吹“革命”之益，怎曉得這種行為無異于在鼓吹他們背叛師門。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