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以“淮河”為界，分作南方、北方。
清末兩大事件——“戊戌變法”（1898年）與“庚子事變”（1900年）均以北方為舞台。
“戊戌六君子”就義不過兩年，西太後一行便倉皇棄京西逃。
亂世無史，時任侍讀之職的葉昌熾所留日記便成了重要曆史依據，日記中有如下一段：
戊戌所殺者，除楊侍禦（楊深秀）外，皆南人也，今（義和團起義）皆北人。
戊戌皆漢人，今除天水尚書（趙舒翹）外，皆旗人也。
戊戌皆少年新進，今則皆老成舊輔，反手複手，頃刻間耳。
今日之禍，非“黨禍”。
戊戌黨人楊深秀祖籍山西，為“北人”，趙舒翹是陝西人，為“漢人”，因此不可以“黨禍”論之。
縱觀中國曆史，前有漢末朝臣結黨對抗宦官與外戚，反緻山河破碎。
後有宋時“新舊法”黨政，消耗國力。
因此，各朝統治者皆視“結黨”為洪水猛獸。
但恰恰是在國家危亡之際，志士為救亡圖存，“黨派”應運而生。
救國之道有幾條，“黨派”便有幾個，“黨争”在所難免。
第二次武裝起義，在孫文的主導下按部就班地進行着。
1900年6月11日，他于橫濱搭上客船，重返香港。
同一日，日本公使館杉山彬于北京永定門遇害。
在客輪上，孫文偶遇台灣舉人林炳文，林炳文也常駐橫濱，兩人時常能在街頭巷尾碰上，孫文也不驚訝。
與孫文同行的，除宮崎滔天、平山周等熟面孔外，還有前番廣州起義的組織者、輔仁文社會長楊衢雲。
林炳文表情玩味，神秘道：“此陣容聚首，怕是又要在大陸那邊掀起一陣波瀾了吧？正好又碰上京師局勢不穩……”
衆人所乘“Indus”号為法蘭西船隻，乘客多為日本人，林炳文眼下也是西裝革履，一副日本人行頭。
去年11月，香港哥老會、天地會、興中會三派聯合。
當時，孫文因“禁留港令”沒能出席聯合大會，卻依舊被推舉為總會長。
自此，興中會幹部畢永年遊說于長江流域，鄭士良開始在華南方面走動，與另外兩會的聯系愈發緊密。
三派聯盟暫名為“興漢會”。
聯合大會當天，興中會派代表陳少白、鄭士良、楊衢雲三人出席。
香港方面制作“興漢會總會長之印”，由宮崎滔天帶回日本，呈交孫文。
孫文下意識地摸了摸上衣口袋，裡頭正塞着印章，歎道：“這年頭，不管發生什麼，都不稀奇了。
”
林炳文眺望着海平線：“據說，清廷終于向李鴻章服軟了……”
“所以才說，誰都可能突然改變立場，不稀奇了。
”
大陸政局晦暗不明，所有人都在摸着石頭過河，前途未蔔。
就連那占盡主動的列強，既不能與清廷翻臉，還得在反清組織面前賠着小心。
搞不好過了今晌，這紫禁城就會易了主。
林炳文調侃道：“所以說，孫先生也順應時代，與阿爾曼密會了？”
孫文苦笑道：“若是密會，你又怎會得知？我們興中會不行那偷偷摸摸之舉。
”
林炳文口中的阿爾曼是法國駐日公使。
孫文原一廂情願地認為經曆過二月革命的法蘭西會站在己方陣營，曾請求公使館提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