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起義翌年3月4日，港英當局針對孫文頒布了長達五年的入港禁令，孫文不待禁令實施，便早早逃亡至日本。
1900年7月，孫文自新加坡乘“佐渡丸”号返航香港。
入境禁令尚未期滿，港英當局得知孫文行蹤，客輪剛靠岸，便下令提醒孫文不得上岸。
在坐落于倫敦城的英吉利國家文獻局中，保存有當時香港總督布雷克與首相索爾茲伯裡的電報記錄。
該記錄早過了保密期限，現已向世間公開。
據電報内容，當時布雷克曾有打算破例放孫文上岸。
那一日，孫文所乘“佐渡丸”号，湊巧與李鴻章所乘招商局“平安”号同時抵港。
若準許孫文上岸，則可促成孫、李會面。
布雷克拿不定主意，電報至倫敦請示首相。
電報注明日期為7月12日，正是“佐渡丸”号從新加坡起航當日。
電報發出兩日後，7月14日，索爾茲伯裡首相回電，答複很簡單：不可。
于是，孫文便與李鴻章失之交臂。
日本外務省曆史文獻中也保存着一份很是耐人尋味的報告。
此報告出自兵庫縣知事之手，7月25日發出，标題為“兵法秘字四一〇号”。
裡頭記載了一日前（7月24日），“佐渡丸”号抵神戶時，孫文與友人的對話。
據孫文所知，香港總督曾慫恿李鴻章，如今時局正是獨立兩廣之良機，大可雇孫文為幕僚，自立門戶。
對此，李鴻章的答複是“靜觀局勢，後徐圖之”。
孫文看得真切，香港總督是盤算着要将兩廣納入英吉利勢力範圍。
然而，李鴻章僅在香港滞留了一晚，便起程北上，想必香港那幫洋人是空歡喜一場。
照理，視“孤立主義”為榮譽的索爾茲伯裡首相，是鐵定不會支援李、孫聯盟。
直至兩年後日、英聯盟，蘭斯唐伯爵跻身外相，李、孫聯盟才有一線生機。
1900年7月17日，李鴻章乘招商局“平安”号赴香港，于翌日18日再轉航至上海。
“平安”号抵港時，儀仗隊沿岸列陣，行“十七發禮炮”國賓禮，甚至連香港總督布雷克也親身相迎。
如此豪華的陣仗，仍無法拴住李中堂。
7月16日，孫文一行人所乘“佐渡丸”号抵港，20日才揚帆日本，湊巧與李鴻章留港之日撞在一塊。
可惜，入境禁令仍有效，兩人終究還是沒會上面。
孫文一行人，在“佐渡丸”号船艙中召開了秘密集會。
孫文調兵遣将，一一分配任務：“眼下形勢有利于我方，起義地暫定惠州。
弼臣對惠州了如指掌，聯絡會黨事宜可全權托付于他。
史堅如與鄧蔭南則坐鎮廣州，等待呼應。
至于民政，便委托畢永年處理。
”
讨論到起義日，宮崎堅持“宜早不宜遲”：“既然遲早要見刀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
孫文卻有多方顧慮，指了指停泊在岸邊的清國炮艦，用英文問道：“你打算如何瞞天過海？”
荷槍實彈的清國炮艦固然可怕，躲在暗處的間諜更是令人防不勝防。
宮崎懊惱道：“唉，看來還得從長計議。
”
孫文便真沉得住氣？那真是笑話了……他一早便吩咐惠州鄭士良，在三洲田建立了秘密據點。
三洲田毗鄰香港，距臭名昭著的海賊窩“大鵬灣”不過幾海裡。
六百會黨成員早已駐紮據點，嚴陣以待。
但孫文着實性急，六百人漸漸糧草不濟。
最後，隻得将駐紮人數削減至八十人，其餘人遣散至周邊村落潛伏。
為避免走漏消息，鄭士良還将路過的樵夫、漁民強行納入隊伍中。
坊間甚至有傳聞，起義隊伍一時間達到千萬規模。
三洲田早已摩拳擦掌，孫文更是按捺不住，但還是捺着性子，回日本隐忍了月餘。
8月22日，孫文終究是坐不住了，暗中在橫濱踏上了發往上海的客輪。
9月1日，他便被迫匆匆返程。
孫文從橫濱起程當日，自立軍起義被鎮壓，翌日，唐才常等十一人起義軍頭目于武昌受刑。
與此同時，西太後領光緒帝與一行清廷要員，正在逃亡西安途中。
湖廣總督張之洞恐事态惡化，先斬後奏，将與自立軍的同黨一并處死。
孫文被上海的戒嚴殺了個措手不及，倉皇折返。
起義遲遲不見進展。
宮崎來信，簡簡單單兩個字沖破了僵局——台灣。
革命黨人皆深曉當今局勢，不用多加提點，便可知宮崎心意。
衆幹部早在方針上達成一緻——獨立南方六省，坐等全國呼應。
五年前，廣州那點兒星火未能燎原，從中教訓發人深省。
孫文也未必執迷于起兵廣東。
沒錯，那兒是他的故鄉，人脈廣布，但也有其弊端。
宮崎便一語中的——離中原太遠。
隻要火勢能蔓延，在哪兒點火便沒那麼多講究了，重點是此地能否備齊足夠薪火，是否能避開清廷耳目。
香港會黨廣布，“薪火”不成問題，卻諜報猖獗，不做考慮。
台灣兼具兩個條件，最重要的是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等一衆高官對孫文的起義頗是支持。
當然，這也是考慮到日本的利益。
清朝遭甲午戰敗與義和團運動重創，已是滿目瘡痍，其統治力再難穩定南方。
坐鎮福建的閩浙總督許應骙為典型的守舊派，早在百日維新時，就由于匿下禮部尚書王照的奏折，一時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