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南方六省宣布獨立，為保命不惜棄京而逃的清廷中樞定然不戰自潰，屆時，全國各地的反清組織再争相呼應，清朝滅亡便在頃刻間。
如此想來，能否點燃惠州的這第一把火，便顯得尤為重要。
孫文原計劃坐鎮上海，運籌起義軍作戰。
8月22日，他在橫濱登上了回國的客輪，奈何同日，自立軍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人被就地處決。
六日後，客輪抵達上海，但全城戒嚴，孫文隻得在船艙裡躲藏了三日，随客輪原路折返日本。
革命進展踟蹰不前，宮崎滔天與山田良政等一衆日本志士提出了“轉戰台灣”的戰略構想。
尤其是山田，他在日清戰争時曾擔任随軍翻譯，與現任台灣總督兒玉交好，對此方略推崇非常。
兒玉總督也對清國局勢尤為關注。
于是乎，孫文化名作“吳仲”，于9月28日乘“台南丸”号抵基隆。
日清雙方白紙黑字的協議書擺在那兒，日本人可不敢大張旗鼓地迎接這位清國的“亂黨頭子”。
兒玉總督以視察軍營為名，隻帶着副官小澤與旅團長土屋兩位親信随行，秘密會見孫文。
雖不及“列陣鳴炮”來得熱鬧，但兒玉親臨也算是頗高規格的禮遇了。
但孫文有所不知，就在兩天前，山縣有朋首相剛向内閣提出辭呈。
雙方談妥，孫文于台北新起町（後改名長沙街）設革命司令部，用作秘密聯系日本政府與惠州三洲田鄭士良。
常駐台灣的林炳文聞信也趕來新起町拜訪，劈頭便調侃道：“哎，我該喊您吳先生還是孫先生呢？”
“林兄，你倒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不怕讓朝廷盯上了？”
“如今大陸局勢晦暗不明，晚生便不去攪那渾水了，也省得壞了孫先生的大計。
倒是孫先生這兒，有用得上晚生的地方，盡管吩咐便是。
”
孫文問道：“且不論大陸形勢，如今台灣形勢如何？日據台灣，與先前有什麼變化？”
“還能有什麼變化？從前是聽滿人的，如今是聽日本人的，僅此而已。
倒是有一點，不知談不談得上變化。
”
“不妨說說看。
”
“台灣屬清時，旗人在島上是奇貨可居。
如今日本當家，假洋鬼子倒是爛大街了。
還有呢，從前管事的是巡撫吧？底盤是滿洲的，兩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和邵友謙卻都是漢人。
再看看如今，且不說幾個總督了，桦山、桂、乃木、兒玉，無一例外全是日本人。
甚至連民政長官、州知事、郡守，隻要有實權在手，便是一水兒的日本人。
您說說，這是不是有些歧視漢人的意思？”
林秀才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多年後，兒玉在帝國會議上彙報在台工作——自頒布“匪徒刑罰令”起（1898年），處決台灣住民達5330餘人，其中經審判處決者3480餘人。
頒布法令前，剿滅“土匪”萬餘。
日方水土不服病亡者統計為4640人。
有議員當場就抗議了——小小台灣，資源匮乏，卻如此耗費物力、财力，還不如以一億日元的價格将其殖民權轉讓給英吉利來得劃算。
孫文将台北新起町的臨時居所設為“革命總司令部指揮所”。
照原計劃，惠州前線指揮全權托付鄭士良，香港方面增援工作由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三人打理，自己則伺機趕赴大陸。
兒玉臨陣變卦，對摩拳擦掌的孫文而言，無疑是當頭棒喝。
從林炳文那兒大緻把握了台灣近況，孫文想起了處于半停工狀态的興中會台灣分會，繼而拜訪了數名分會骨幹。
要說衆幹部之中，誰是頂梁柱，當舉“良德茶行”東家吳文秀了。
吳家祖籍福建泉州，如今置産于台灣大稻埕，茶葉遠銷歐洲，可謂是富甲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