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6日，孫文抵達橫濱，尤列已提前為其準備了落腳的公寓。
香港“四大寇”之中，單論行動力，屬尤列首屈一指。
同為“四大寇”一員，孫文與他自然是莫逆之交。
惠州起義時，尤列曾協助鄭士良與長江流域的地下組織接頭。
可笑的是起義失敗後，一份湖廣總督署名的公文，竟宣稱“亂黨尤列已于武昌伏誅”。
圈子裡也開起了尤列的玩笑：“悲乎哀哉，革命尚未成功，少纨（尤列字）升天不能。
”
一紙公文也令尤列身價倍增。
不知何時起，他身邊聚集了一群仰慕其名望的留學生。
20世紀最初的幾年，在日中國留學生呈幾何數目增長。
1900年，中國留學生不過堪堪百人，短短兩年，便增長至六百餘人。
到1905年，在日中國留學生一度達八千人之多。
事到如今，孫文再不能忽視這一群體。
中國留學生無論“公派”還是“私費”，在當今時代都是人中龍鳳，也就是所謂的“士大夫子弟”。
同時，他們亦是孫文最不願拉攏的人群。
須知，孫文欲行之革命，追本溯源，便是要“瓜分”士大夫手中利益。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加速了清廷守舊派的倒台。
科舉制度也難以為繼。
随着1904年最後一場“會試”結束，持續千年的科舉制落下了帷幕。
逐漸地，學校取代科舉登上中國曆史舞台，留學生激增也是意料中事。
駐日公使裕庚公派的十三名留學生，堪稱“中華留洋先驅”。
按理說，對“食公糧”的留學生，革命派是無從下手的。
但公派留學生中，也不乏戢翼翚這樣死忠革命的熱血漢子。
說起這戢翼翚，他在自立軍起義時曾沖鋒陷陣，九死一生，後随秦力山等人赴東京，創《國民報》，可稱革命一健将。
1895年革命火種初燃，孫文領導下的革命黨，攜手輔仁文社，共同成立興中會。
輔仁文社是個極端的反清組織，與革命黨的理念從開始便相悖。
孫文讓出會長一職，退居副會長，才勉強将矛盾最小化。
然而孫文因“倫敦使館綁架案”而“一炮走紅”，加之陳少白、鄭士良、史堅如等一衆革命派骨幹的行動受世人矚目，1899年“三會聯盟”（哥老會、天地會、興中會）組建興漢會，孫文被推舉為總會長，迫使楊衢雲也不得不讓出興中會會長之位。
清朝當局知曉革命派中山頭林立，便從未停歇過策反工作。
惠州兵變名為起義，戰死者卻隻有寥寥四人，算上下落不明的山田良政，也不過五人而已。
清廷欲從中挑撥，也無從下手。
就在清廷一籌莫展之時，興中會叛徒陳廷威主動請纓，說是要策反楊衢雲。
說來，他還是楊衢雲的遠親。
楊衢雲出生福建澄海（現漳州），福建人在香港的圈子很窄，消息閉塞，策反工作的保密性足以保證。
楊衢雲對自己這位不成器的遠親是深惡痛絕，索性就來了一手将計就計，将清廷的勸降條件透露給了孫文——革命黨高層若受招安，則封道府副将，配給五千人隊伍，數萬兩軍資。
這潑天的好處，到真讓楊衢雲頗為動心——軍隊暫且不提，有了這筆軍資，可解革命黨燃眉之急。
孫文是堅決不贊同楊衢雲的這“詐降之計”，并吩咐陳少白警惕其行蹤。
這也不怪孫文多疑。
亂世之下，“招安”的事例屢見不鮮，如今為清廷效力的重臣中，便有幾位出身草莽之人。
原太平天國舊部劉永福自不必說，就是那曾出兵剿劉永福的馮子材，曾經也是草寇出身，讓清軍吃過不少苦頭。
孫文打心底不願懷疑同志，他還有另一番考量——清廷若策反失敗，極有可能會惱羞成怒，從而加害楊衢雲。
果不其然，清廷的“策反計”破産，索性出重金三萬兩懸賞楊衢雲首級。
孫文苦勸楊衢雲赴日本避難。
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三萬兩重賞之下，隻怕觊觎楊衢雲性命的不僅是區區職業殺手那般簡單了。
周邊友人也開始苦勸楊衢雲：“香港的治安差，也不是這一天兩天的事了。
身負幾條人命債的惡徒也能招搖過市，警察哪裡肯管。
肇春兄，還是盡快到日本避避風頭才好呀。
”
楊衢雲對友人們的忠告嗤之以鼻：“哼，日本……”說來，他倒未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