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庭。
由于冒牌洪全福的屍骸是經由水師的船舶上岸，岑春煊還不忘罷免了水師提督。
港英當局見廣東當局誠意如此，也不再作追究。
而正牌洪全福趁這當口兒，喬裝潛逃新加坡，風聲過後重返香港，于1910年病故，也算壽終正寝。
“壬寅義舉”失敗于1903年1月28日，舊曆整好是正月除夕。
同一天，在彼岸的日本國，留學生群體已初成規模，數千人彙聚在年前方才落成于神田駿河台的留學生會館，舉辦“春節團拜”。
集會上，學生代表馬君武、劉成禺抨擊清廷的腐敗無能。
在海外這般肆無忌憚還則罷了，畢竟天高皇帝遠。
然而就在清廷眼皮子底下的上海租界内，竟也傳出了公開反清之聲。
由于當時的留學生多出自上海“南洋公學”，時任“中國教育會”（負責廢科舉後的新教材編寫）會長蔡元培為整合這股新興力量，特成立“愛國學社”，其會旨言明：本社略師日本吉田氏松下講社、西鄉氏鹿兒私學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煉精神、激發志氣之助。
顯然，蔡元培主張中國切忌照搬當強盛之日本。
1903年，“愛國學社”收購《蘇報》做主陣地。
章士钊、吳敬恒擔任主筆，專門刊登章炳麟、雛容等激進分子之文章。
鄒容未及弱冠，卻已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早在此前，他便堅定“排滿”。
鄒容出生四川巴縣，1902年留日，曾做出削斷留學監官姚甲辮發，公示于宿舍之壯舉。
清廷設留學監管一職，為的便是監管留學生。
如今，留學監管竟辮發落地，這對留學生們來說是大快人心了。
一入夜，宿舍走廊時常會響起幸災樂禍的“痛哭”聲：“嗚呼哀哉，吾之辮發，汝何在。
”每每悲鳴聲起，總會引起一陣哄笑。
要知道，公然成笑柄者并非姚甲這個小吏，而是堂堂清廷之權威。
留學生之嘲笑，正是清廷權威日落西山之佐證。
雖清廷時日無多已是不争事實，但在留學生群體中仍有奉勸同伴收斂的聲音。
其中一位留學生代表曾告誡周圍：“姚甲咎由自取，諸君哄笑，圖一快活便是了。
但謹記，此處若是清國，後果又如何？”
此言論受理性者贊同：“甚是，太過招搖，于革命大業有害無益。
”
果不其然，鄒容作為辮發事件的始作俑者，不久後便被遣返回國。
風華正茂的鄒容是政論界中的後起之秀。
他仰慕譚嗣同之殉國壯舉，偶像的遺像片刻不離身。
鄒容在留日期間著名文《革命軍》，卻一直拖到1903年其歸國後，才由上海大同書局公開出版。
章炳麟閱讀後驚歎不已，為之代序後，轉載譯文于日本《蘇報》。
《革命軍》總字數逾兩萬，折合當時的印刷用紙，不過四五十頁。
日文不比中文精練，譯文字數超原文三倍有餘。
文章開頭便脍炙人口：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命反魄，出十八層地獄，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當初在東京，拜讀過這第一段話的留學生，無一不咋舌：“威丹兄真乃三國之陳琳再世。
”
衆所周知，陳琳為建安年間（？-217年）文人，名列“建安七子”，以檄文見長。
鄒容是受寵若驚：“區區鄒某怎敢與三國名家相提并論。
”
這倒不是鄒容謙遜，隻不過據《三國志》所記載，這陳琳起初侍奉袁紹，官渡兵敗後，即轉仕曹操。
所謂“忠臣不事二主”，鄒容是真看不上這陳孔璋。
順道一提，在官渡之役前，陳琳曾代袁紹作檄文，斥罵曹賊“宦官之後”“五毒備至”，又指責其“污國害民，毒施人鬼”“又特置發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滔滔罪行，天理不容。
官渡之役後翼州淪陷，陳琳自以為必死無疑，誰想曹孟德卻隻是氣哼哼地埋怨了一句：“你罵我曹孟德便是了，為何要拖上我祖宗三代？”便不再追責。
章炳麟時常調侃鄒容：“威丹兄盡管将清廷罵個狗血噴頭。
汝不見陳琳罵盡曹孟德祖上三代，卻換來高官厚祿？”
“鄒某可不願做滿賊靈丹妙藥。
”陳琳一紙檄文，反倒治好了曹操的頭風頑疾。
《革命軍》結尾道：
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為爾而出現。
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
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革命軍》定稿後，鄒容在書前寫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
明崇祯帝自缢煤山距今整好二百六十載。
然而當代國學泰鬥章炳麟在代序的署名中，卻用了另一個時間點——“共和兩千七百四十四年餘杭（現浙江杭州，章炳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