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章炳麟序”。
照理說，章炳麟雖反清，卻與宣揚“民主共和”的孫文等革命分子不屬一路人。
他筆下的“共和”，并非革命黨口中的新政體。
“共和”一詞，在國學家眼中可有些年頭了。
西周後期，周厲王出奔（逃亡），因後主宣王年幼，周公與召公共同主政。
《史記》将周、召共政的這十四年，稱作“共和”時期。
而據野史記載，厲王出奔後，一名為“和”的共國諸侯被扶持為王，故稱“共和”。
即便說法衆說紛纭，但就周厲王出奔的時期，還是很統一的——春秋一百十九年前的庚申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距今正好兩千七百四十四年。
上海租界不受清廷管束，清廷若欲緝捕租界内嫌犯，必要先經“工部局”（租界行政機關）的“照會”。
但隻要事關政治犯，這“照會”多半要被駁回。
清廷恨不得将章炳麟、鄒容二人活剮，奈何租界領事有意袒護，三番五次拒絕“照會”。
無可奈何的清廷隻得求助于洋人律師，欲起訴那二人“辱罵君主”“教唆行兇”之罪。
甚至賄賂主審法官十萬兩之巨，工部局那頭更是用黃金開路打點。
也難怪清廷如此痛下血本，瞧瞧《蘇報》上的頭條是如何“大不敬”：
載湉小醜，不辨菽麥（以為不明事理）。
殺滿殺滿之聲，已騰衆口。
汝，辮發左衽（衣襟向左）醜類。
殺盡胡兒方罷手。
另外，描述清軍暴行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等清朝禁本之選節，更是明目張膽地登載在報刊上。
在清國，藏有此等禁本便是罪無可赦的極刑。
然而在鄰邦日本，此禁本卻廣為流傳，甚至公開發行，在留學生群體中更是争相傳閱。
頗有争議的是，鄒容在《革命軍》一文中，抨擊鎮壓太平天國的三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稱三人為“奴隸根性”之典型。
租界當局是猜不透清廷的做法——堪堪言論，何以緻死？而在清國的大衆觀念中，“诋毀朝廷”之罪被淩遲處死也不足為奇。
如此一來，工部局之态度更是強硬了：
既已知貴國之手段，此番清當局之“照會”，似另有圖謀。
“中國教育會”公然在張園與王之春叫闆。
傳聞王這回是真惱了，正在煽動恩壽，企圖将反對者一網打盡。
“張園”位于租界内，“中華教育會”常在此處集會演講。
王之春時任江西巡撫，他谏言朝廷“借款予法蘭西，借法之兵力，以平匪亂”。
此谏言一出，自然在革命派中引起軒然大波。
一時間，張園内“倒王”之聲不絕于耳。
王之春勃然大怒，要求江蘇巡撫恩壽照會上海租界，緝捕“亂黨”。
照理說，“緝捕亂黨”的照會，以往也有過先例。
但唯獨這回，清廷的态度異常強硬。
工部局權衡厲害，還是決定先拿人。
于是乎，章炳麟被捕，鄒容自首。
清廷随之要求引渡罪犯，而工部局卻再沒有動作。
幾番交涉下來，章、鄒二人免于被引渡。
租界方為顧全清廷顔面，重判兩人終身監禁，但後有英吉利公使求情，又分别改判為有期徒刑三年與兩年，這都是後話。
清廷為取這兩人性命，稱得上無所不用其極，許諾隻要外方引渡此二人，便将目前在押革命分子一律無罪釋放，甚至強行撤回已下達的判決，免去二人死罪。
這可謂是有損國體的讓步了，但領事方仍不為所動。
有趣的是，清廷頻頻讓步，讓時任美利堅駐上海總領事的态度有所松動。
但他剛向白宮請願，便當即被調任回國。
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對維持“治外法權”之強硬态度。
1903年7月中旬，孫文自越南返回日本。
當時的日本，彙聚着一批留學生仰慕、清政府憎恨的“反動分子”。
開學季在9月。
7月和8月，新一批留學生紛紛湧入日本。
在清廷愈發猛烈的攻勢之下，同年7月7日上海《蘇報》停刊，中國教育會領袖蔡元培赴德避難，會長由黃宗仰接任。
然而黃宗仰未堅持多久，也潛逃日本而去。
孫文歸日後專程拜訪了黃宗仰。
這是兩人第一次會面。
巧合的是，孫文在西醫書院的同窗廖翼明赴日經商，與黃宗仰在橫濱山下町本牧橋周邊，合租了一棟小洋樓。
于是乎，廖、黃二人僦居一樓，将二樓讓予孫文落腳。
有孫文這頂金色招牌坐鎮，這棟小洋樓可謂門庭若市。
因反清演講而“一炮走紅”的馬君武、劉成禺二人時常登門請教不說，後國民黨領袖廖仲恺也曾攜妻慕名而來。
廖仲恺是舊金山華僑子弟，其妻何香凝當時正就讀于“女子美”（日本女子美術大學）。
小洋樓時常至夜半三更，仍燈火通明。
這一日，衆人談及前陣子風頭正盛的《蘇報》事件，孫文當時正赴越南公辦，聽聞事件始末，分析道：“觀此形勢，清廷是謀劃着趁此機會向租界法庭施壓，阻止反清組織‘攻陷’租界。
”
黃宗仰也憤慨不已：“清廷也端的是好手段了……不僅害得章炳麟與鄒容兩位國學泰鬥锒铛入獄，就連貧僧這般遵紀守法的出家人，也被逼得退守日本。
”
黃宗仰年長孫文一歲，年輕時曾一度皈依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