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無動作，對外聲稱是正在檢讨前番撤兵的結果，很顯然是有意拖延。
然而，單是拖延還則罷了，俄方非但不撤兵，還有意無意地将剩餘兵力集中在了鐵道沿線。
日本媒體尤為關注“滿洲”局勢，尤其是沙俄在清國的舉動幾乎關乎本國國運，報道稱俄方之行為是在“公然挑釁日英同盟”。
俄軍阿列克謝耶夫總督高調與“滿洲”各部隊辭行，做足了撤兵的表面工作，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反之，仍繼續向“滿洲”輸送兵力，甚至還大張旗鼓地在奉天舉行了一次軍演。
據日媒的解讀，俄方此次武力示威，是意欲脅迫清廷，以促成某項不可告人的協議。
日本的新聞工作者也是“神通廣大”，竟事先便挖出了清俄之間的“約法七章”，其中第一條也在意料之中——歸還東三省，永世不得租借，或割讓給他國。
除此之外的數條，更是讓沙俄殖民清國之野心昭然若揭：
東三省隻準營口通商，清方不得為他國開設通商口岸。
清東三省之行政、軍事，不得受他國幹涉。
營口之關稅長官，永世隻得認命俄方人員擔任……
七條密約之中，清方拒絕任一條，則撤兵之事免談。
此密約一經曝光，立刻在留日學生中激起軒然大波。
學生們群情激奮，聚集神田錦輝館，開展誓師大會，組建“拒俄義勇軍”。
在義勇軍請願書上署名者達三百餘人，願支援後勤軍隊後勤者逾五十餘人。
清駐日公使蔡鈞見狀不妙，連忙發電至兩江總督：留學生結義勇軍，計有兩百餘人，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各地，務饬各州縣嚴密查拿。
日本有句古話“敵在本能寺”。
蔡均猜得不錯，學生們隻是打着反俄的旗号，行的卻是革命之事。
他以“有礙國際和平”為由，要求日警方對此新興組織進行取締。
日警方賣了清公使一個面子，對義勇軍發出警告。
義勇軍“老老實實”地就地解散，卻又重組為“軍國民教育會”，對外聲稱是體育同好組織。
好笑的是，摘下了“拒俄”的旗号，組織的革命氣息不減反增。
“拒俄義勇軍”重組後的第二個月，孫文自越南返日。
此時，日本的革命氛圍頗為樂觀，尤其是廣東籍為主的唐人也呈現出團結之勢。
這對孫文來說，無異于一針強心劑。
猶記得，犧牲于自立軍之亂的志士唐才常曾有詩雲“枉說長沙是薩摩”。
他将故鄉湖南長沙比喻為日本之薩摩——薩摩為日本明治維新之發源地，而我長沙亦是中國革命之根據地。
唐才常做此佳句時，心中定會聯想到自己亦兄亦友的同鄉前輩——“去留肝膽兩昆侖”之戊戌志士譚嗣同。
湖南人傑地靈，英雄輩出。
《海國圖志》作者魏源、“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以及後世無産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說此地簡直是革命者之搖籃亦不為過。
當然，提起湖南籍豪傑，自然也漏不得曾國藩與左宗棠兩位晚清名臣。
“拒俄義勇軍”分為甲、乙、丙三區隊，各區隊再細分為四個小分隊。
區隊隊長皆由留日見習士官擔任。
這支“學生軍”的名單，至今仍有史可考。
乙區隊第三分隊的名單中可以看見“黃轸”這個名字。
這黃轸便是革命志士黃興之化名。
黃興出生湖南善化縣（今長沙縣），是相當于孫文左膀右臂一般的人物。
他畢業于武昌兩湖書院，1902年作為湖北公派生赴日留學。
當時，他已經年近而立，體格也壯碩，在一衆弱冠年華的留學生中顯得尤為紮眼。
衆留學生身處安全的國外，卻有恃無恐地對祖國革命紙上談兵。
黃興對此等行為很是不齒，便在圈子裡發起“歸鄉實踐運動”。
他本身也于1903年6月4日赴革命前線上海，親身參與革命宣傳、武裝起義，甚至暗殺行動。
黃興前腳剛離開東京，孫文後腳便自越南返日，兩人失之交臂。
其後，黃興與“軍國民教育會”同僚——直隸人氏張繼一同返回故鄉長沙，出任“明德學堂”的教員。
他所發起的“歸鄉實踐活動”很見成效，陳天華、楊守仁、劉揆一、姚宏業等湖南籍留學生陸陸續續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