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腹，為其操辦送信、聯絡等私事。
這樣的人倘若進了會，反倒是不方便行事。
10月7日，孫文自橫濱離港，赴越南進行遊說工作。
客輪途經長崎，孫文登岸，與沙俄革命黨斯基洛夫斯基會面。
他在那時，已對社會主義頗有興趣，客輪的閱覽室中就收藏了不少關于社會主義的書刊。
在越南期間，孫文緻力于在華僑圈子裡宣揚革命理論，募集革命資金。
他還順道跑了趟新加坡，組建當地“同盟會”分會。
一通忙碌下來，次年4月份，孫文才重返“老巢”日本。
他這才聽說，自己外出的這半年間，日本爆發了一件令留學生群起而攻之的事。
去年，孫文赴越不到一個月，日本政府在11月2日發行的《官報》上公布了《關于清國人入公私立學校的有關規程》。
其中開篇第一條，學校在錄取清學生時，入學申請書中必須附加公駐日清公使館的介紹信。
第九條，錄取清學生之學校，有義務對清學生的校内校外生活嚴加管束。
第十條，因品行不良被勒令退學之清學生，任何學校不得再次錄取。
留學浪潮之下，唯利是圖的“學店”如蝗蟲般來襲。
這類學校，多半有着個虛張聲勢的校名，不然就是畢業證書設計得“金碧輝煌”，甚至還有學校在畢業證邊框鑲上金箔的。
據公使楊樞所公布的數據，1905年，長駐東京之留學生總數逾一萬，東京以外地域約有三千餘。
公派生自然是服從安排，讓如何就如何。
問題出在自費生群體，他們大多出生于富庶家庭，占着祖蔭，愣是将求學生活過得紙醉金迷。
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書中，就曾将留學生會館比作舞廳，“滿房煙塵鬥亂”。
一無教師、二無教室的“學店”泛濫成災，日文部省自然上有政策。
這本無可厚非，隻是時候挑得不好。
“中國同盟會”前腳剛成立，“管束令”後腳便公布，這讓人如何不誤會？
其實，法令頒布之初并無甚反響，畢竟沒有留學生有閑心去關注日本的官報。
直至11月26日，各學校要求留學生在三日内出示原籍、地址、年齡、學籍、經曆等詳細信息，“管束令”一事才被挖出。
一時間，“退學回國”之抗議聲響徹留學生圈子。
事實上，還真出現了小規模的罷課，隻有軍校的留學生不屑參與這次“玩鬧”。
12月7日的《朝日新聞》将此次騷亂引咎為清國人獨有的“放縱卑劣”的劣根性，嘲諷其“一盤散沙，難成氣候”。
翌日，一名清國人在大森海岸投海自盡，留《絕命書》一封，表明自己難忍“放縱卑劣”之辱，唯死以證清白。
自盡者不是其他人，正是去年10月參加過長沙起義，位列華興會骨幹，随黃興、宋教仁一同逃往日本的陳天華。
陳天華寫得一手妙筆文章，那日在富士見樓，便是他為孫文的演講做得摘要。
同樣，他也是華興會章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當世風靡于留學生圈子裡的文章，除了鄒容的《革命軍》，便要屬陳天華的《猛回頭》與《警世鐘》，可謂是圈内的“大文豪”。
再者，《二十世紀之支那》改名做《民報》，沿用為同盟會專刊，陳天華被推舉為選稿者之一。
綜上所述，陳天華也算得上是當時排的上名号的公衆人物了。
他在《絕命書》中這樣寫道：
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
其有一線之希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