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在于近來留學者日多，風氣漸開也。
使由是而日進不已，人皆以愛國為念，刻苦向學，以救祖國，即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可不轉危為安。
以上僅是開頭，遺書全文逾四千字。
由此可見，陳天華之自盡絕非出于一時意氣，而是醞釀已久。
日媒公然诋毀同胞“放縱卑劣”，陳天華欲以一己犧牲，激億萬同胞覺醒。
《絕命書》繼而寫道：
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
”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
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
……
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為。
将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則死之。
事态一發不可收拾，留學生群體分裂為“歸國”與“殘留”兩大派系，并分别組建“聯合會”與“維持會”。
同盟會中也是各執一詞，宋教仁、胡瑛、孫武主張“歸國”，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則誓要堅守陣地。
最初，“歸國派”還略占上風，但随着臨近畢業的留學生與軍校生紛紛投身“維持會”，形勢逆轉過來。
12月19日召開的日本帝國議會上，在野黨“進步黨”建議廢止“管束令”。
最終，執政黨讓步，同意将法令延期施行，這也與廢止無異了。
日政府如此爽快就妥協了？其實，同一時間段，日方正在譴責美利堅政府，緣由是日籍移民在加利福尼亞受到不平等待遇。
若國内與留學生的矛盾持續激化，在國際輿論上，對日方十分不利。
此次騷亂中，退學回國的清學生多達兩千人，但随着日方妥協，他們又陸續複學。
抛開外界原因，“管束令”被廢止，可謂是留學生陣營的一次凱旋，以至于他們重返學校時，昂首挺胸，那叫一個得意。
遠在西貢的孫文聽聞東京留學生騷亂與陳天華自盡的消息後，惋惜道：“古有屈原投江殉國，今有陳過庭自盡取義。
奈何我革命陣營，又折損一員大将。
”
兩千三百年前，楚國大臣屈原自沉于汨羅江以殉國。
陳天華的故鄉湖南新化自古便是楚地，汨羅江也經流此處。
“糊塗呀，一國政府又豈會因區區一名留學生之性命收回政策？日政府之所以妥協，完全是迫于國際輿論。
與其殉國，不如作文章激勵國人。
”
陳天華的《警世鐘》可謂是振聾發聩，其中有一首詩名垂千古：
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
腥風血雨難為我，好個江山忍送人！
萬丈風潮大逼人，腥膻滿地血如糜；
一腔無限同舟痛，獻與同胞側耳聽。
孫文起身前往越南的前一日（1905年10月6日），保皇會于東京召開追悼紀念會，以追悼在戊戌變法與庚子事變中犧牲的同志。
保皇、革命兩派雖勢如水火，但在國家大義前，同盟會也抛卻私恨，遣胡漢民為代表，出席了這次追悼會。
孫文乘客船經吳淞口時，法天津駐軍參謀長官布加卑上尉奉命，登輪與孫中山密談。
此次越南之行，孫文先是賜教于沙俄革命共産主義黨員，又與法軍官會面相談，可謂獲益匪淺。
抵達西貢後，本地華僑箪食壺漿相迎，傾囊捐贈。
同盟會駐河内、海防、新加坡分支“興學社”也先後順利落地。
孫文以破竹之勢“席卷”東南亞後，于翌年4月在香港登上了返日的客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