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勸秋瑾盡早撤離。
秋瑾在那時，已毅然拒絕。
就在數日前，她專程重返湖南湘潭夫家，見了十一歲的兒子沅德與七歲的女兒燦芝最後一面，可惜前夫王廷鈞赴京公幹，未能相見。
但見到自己的兩個孩子暖衣飽食，她在這世間已了無牽挂，大可就義而去。
“大通體育學堂”受困當日，秋瑾被捕，被關押在卧龍山女子監獄。
與徐錫麟一樣，翌日一早，便被處刑于軒亭口。
紹興之所以敗露得這般快，皆因本地鄉紳胡道南告發。
紹興知府貴福接到告發後，曾親赴杭州，請示浙江巡撫張曾揚。
張曾揚采納了幕僚與鄉紳之建議，命貴福即刻将主犯秋瑾逮捕處死。
時任浙江道員的陳翼棟得知紹興事件始末，嚴厲訓斥地方官府處置有欠考慮——安慶徐錫麟謀殺巡撫恩銘，并重傷一名巡捕，且強闖軍火庫與官兵對峙，其罪自然當誅。
然而，紹興秋瑾無犯罪事實不說，還提前遣散學生，避免了不必要的傷亡。
即便從她身上搜出一把手槍，卻一彈未發，再如何也罪不至死。
任憑你如何嚴刑拷問，秋瑾就是“百問不答”。
按照大清律例，無人犯供述則不可處刑，知府貴福無可奈何下，命幕僚僞造了一份供詞，其大緻内容如下：我持槍行兇，我宣傳革命言論，造反日記也是出自我之手……萬般罪責在我一人，與革命黨無關，莫要再逼問我革命黨之事。
審訊人員攥住秋瑾的手指，逼其在自供書上畫了押。
秋瑾自知難逃一死，要來紙筆，留下七字遺言——秋雨秋風愁煞人。
赴死前夕，秋瑾向掌刑的知縣提出了三個請求：其一，請作書别親朋；其二，行刑時不得脫衣帶；其三，行刑後不得枭首示衆。
掌刑知縣心懷恻隐，準許了後兩個請求。
至于第一個請求，處刑在即，是當真沒時間兌現了。
秋瑾枉死，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輿論震動。
“激進的女詩人”“才貌雙全的女革命家”這兩個頭銜，足以為她争得世間同情：按清律，女犯當以用絞刑處決，為何偏偏秋瑾一人遭枭首之刑？秋瑾未傷得一人性命，且未留下一字供詞。
現草率施以處決，視清律為何物？為何逮捕翌日便處刑？莫不是朝廷做賊心虛？
也應了那句“善惡到頭終有報”——直接導緻秋瑾被捕的元兇胡道南死于義士槍下，負責掌刑的山陰知縣李鐘嶽愧疚自殺，就連那圍攻大通體育學堂的巡防營統領李益智，也被活活燒死在廣州大沙頭的畫舫之中。
另外，構陷秋瑾的紹興知府貴福後申請調任安徽省甯國府，卻被當地百姓拒之門外，正如他在自傳的那句話——遂不知何處以終。
浙江省巡撫張曾揚不堪浙江省百萬群衆口誅筆伐，于同年9月5日申請調任江蘇。
然蘇滬民衆亦視他為仇寇，以至于赴任不過兩個月，他不得不主動要求“左遷”至山西。
張曾揚在山西擔任過兩年巡撫，滿以為在自己的老地盤上，便可以相安無事，哪承想山西民衆也絲毫不賣自己面子。
最終，張曾揚走投無路，隻得辭官回鄉。
他在自傳中描寫過這段經曆——國人責罵之聲難平，憂懼成疾，辭官回籍。
朝廷的人事調配，受民間輿論左右到這般地步，倒是清朝入主中原以來的頭一遭。
别的先不說，“輿論”這種新玩意兒，本身便為專制政體所不容。
由此也可見，清朝之體制，今時今日已然積弱不堪。
當年叱咤中原的清朝，如今也落得懼怕“衆怒”。
秋瑾赴死後，其結拜姐妹徐自華、吳芝瑛千裡迢迢趕來，兌現義結金蘭時許下的誓約，将秋瑾的遺體安葬于西湖畔。
據清律，謀反者之屍骸不得下葬，應受“棄市”之刑。
清廷禦史常徽上疏，奏請朝廷夷平秋瑾墳墓。
然而，如今的清廷哪還敢再犯衆怒，當即駁了折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連區區一個叛賊的墳墓也不敢碰，堂堂清王朝真是晚景凄涼。
下葬當日，徐自華還在墳前吟誦了已故姐妹贈予自己的詩作：
莽莽河山破碎時，天涯回首豈堪思。
填胸萬斛汪洋淚，不到傷心總不垂。
秋瑾筆下的“傷心”，便是赴死之意……隻有在赴死之日，才有資格垂下那“填胸萬斛”的“汪洋淚”。
秋瑾犧牲當日，遠在彼岸的東京，保皇會的新載體“政聞社”于神田區錦輝館召開成立大會。
大隈重信、闆垣退助、犬養毅、尾崎行雄等一衆日本政治家前來捧場。
梁啟超在會上發言道：“今朝廷下诏刻期立憲，諸君子亦歡喜踴躍。
”
梁啟超話音剛落，同盟會的張繼率會中四百餘人闖入會場（政聞社在場成員才二十餘人）。
張繼劈頭便質問在場的犬養毅：“晚生有一事不明，特來請教犬養先生……犬養先生前日在早稻田演講，明言現今中國正是革命時機，而今日卻前來出席反革命組織之集會，這又是何意？”
犬養毅沒有回避，登上講台直接回應道：“我能有何意？你支那是革命還是立憲，與我有何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