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清廷将“立憲”立為國策，但康、梁二人仍是罪無可赦的朝廷欽犯。
要知道，即便撇去政治立場不談，這師徒倆當年可是密謀要暗殺西太後的主。
這不，清廷查到這新興政治組織“政聞社”與康、梁兩人關系匪淺，立刻要嚴加取締。
聽說，這還是袁世凱告的狀。
好端端的政治組織開張沒幾日，便被“貶”為見不得光的地下組織。
這讓康、梁陣營元氣大傷。
然而，革命派也沒閑心瞧對手的笑話……清廷捎帶着把同盟會主刊《民報》也給取締了。
先前也有提及，《民報》之前身為創刊于日本東京的《二十世紀之支那》，創辦人宋教仁邀請出獄後的章炳麟（因《蘇報》事件入租界監獄）赴日擔任報刊主筆。
章炳麟乃是當代國學泰鬥，文筆自然深奧晦澀。
孫文卻希望機關報能“親民”，也就是簡明易懂。
然而孫文幾次提醒，章炳麟卻隻當耳旁風；孫文惱了，明言若機關報再如此下去，别怪孫某分道揚镳。
恰巧在同時期，江西文人湯增璧之論作《革命之心理》被推到風口浪尖。
在其影響下，同盟會還邀來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衫榮等日本共産主義學者，舉辦了一場“社會主義講習會”。
然而該論作中有少量贊美暴恐、鼓勵暗殺之言辭，并被引用進《民報》。
當時外交家唐紹儀在赴美途中停靠日本時，還專程拜訪報社，指出報刊中數點不妥之處，加以提醒。
可惜了，報社還未來得及做出調整，清廷便要求日政府驅逐孫文出境。
日政府不願意得罪鄰國下一任首相或者總理的最有力候選人，但眼下還是清朝，有些面子還是不得不賣的。
伊藤博文為自己的弟子——總理大臣西園寺公望出謀劃策道：“孫文對我政府而言，也是不可多得的良駒。
此事，若由我政府方出面，不免要顧首失尾……不妨委托黑龍會去辦。
”
“委托黑龍會”，也就等于全權由内田良平做主了。
日方向清廷許諾，會在約定時日讓孫文離開日本，但在那之前日方會繼續禮遇孫文。
此承諾一下，孫文離日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作為對孫文的補償，内山打算在餞禮上下足功夫：“現今，同盟會之中，孫文與章炳麟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他現在最急需的不是人才，也不是支持，而是錢！”
正在日本政府一籌莫展之時，日本股票大亨鈴木久五郎挺身而出，自願承擔部分餞禮。
村松梢風著作《近世名勝負物語》中的角色“鈴久”，便是以鈴木久五郎為原型創作的。
小說中，鈴久仰慕孫文，甚至将女兒取名為“文子”，後其女兒文子在寶冢舞台上大放異彩。
内田良平的情報網廣布世界，堪稱日本第一“地獄耳”（同中國的“順風耳”）。
他知道，由于夏威夷近期政策巨變，加之一些許擺不上台面的原因，孫文胞兄孫眉在毛伊島的牧場與農田被盡數充公。
他還知道，孫氏一族已陸續撤出夏威夷，隻剩下數人一時脫身不得，其中就包括孫文那尚在學齡的獨子孫科。
兄長落魄，這一家的吃穿用度，自然便壓在了孫文的肩頭上。
就在前些日子，孫文剛耗盡錢财，在毛伊島為兄長購置了一套宅子。
内田聞知，不免感歎：“為大國，為小家，孫逸仙已盡心竭力。
”
徐錫麟、秋瑾起義爆發時，孫文已被“請”出日本，颠沛流離，哪還有閑心率領同盟會參與那次起義。
同盟會成立至今，僅在1906年組織過一次大規模起義，史稱“萍浏醴起義”。
雖然起義軍最終因寡不敵衆，以失敗告終，但也逼得清廷調動四省約三萬大軍，使得清廷一時半會兒都恢複不了元氣。
起義軍方面自然也損兵折将，華興會劉揆一之胞弟劉道一便戰死于此次起義。
1907年2月3日，同盟會在東京為劉道一舉行追悼會。
孫文當時還在日本，他在死者靈位前吟詩道：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孫文不善詩詞，這首《無題》可稱為他一生中難得的佳句。
另有傳言說，孫文流傳于世的作品，多是托黃興代筆而成。
同年2月25日，内田良平在赤坂“三河屋”為臨行的孫文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歡送會。
歡送隊伍中自然少不了宮崎滔天等日本志士。
讓人意外的是，素與孫文不和的章炳麟也前來赴席。
十日後，3月4日，孫文乘德籍客輪“PrinceAlice”從橫濱離港。
起程前，孫文一股腦兒收下了一萬七千日元的餞禮。
其中的一萬日元屬于鈴木久私人饋贈，落不着話柄。
而日政府集資的那七千日元卻給孫文帶來不少煩惱。
與孫文同行的還有同盟會同志黃興、汪兆銘、胡漢民，以及萱野長知、池享吉等數個日本同志。
黃興在香港便與衆人分道揚镳。
孫文前腳剛走，日本國内輿論就為那七千日元餞禮炸開了鍋。
這筆錢出自國庫，究竟是單純的餞禮，還是另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