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民有權知曉。
至于同盟會那頭，說來也倒黴，湊巧撞上《民報》停刊。
章炳麟如何會放過此等良機，便帶頭大做文章：孫文見财忘義，竟将我《民報》賤賣于日政府！
宋教仁、張繼等骨幹被謠言所蒙蔽，提議要罷免孫文總理之職，由黃興接任。
令人吃驚的是，劉揆一竟破天荒地站在孫文這一邊。
會中一時人心渙散。
遠在香港的黃興自然知曉真相，至信一封給東京同盟會總部，為孫文辯解：革命為黨衆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于不義。
孫文則當即貢獻兩千日元用以重建《民報》，剩餘五千日元充作起義軍資，好歹将這次“倒孫風波”平息了下去。
不待日政府下逐客令，孫文便自覺離開了日本。
乍看還以為孫文“識相”，其實不然，他早就計劃跑一趟越南了。
如今，起義什麼都不缺，就缺“人”。
以往的起義軍隊，都是由會黨與新軍組成。
會黨方好說，全憑頭目一呼百應。
所謂“号召易，統領難”，會黨中玉石混淆，前幾次起義的破産，會黨都難辭其咎。
再看新軍——新軍雖統一指揮，統一訓練，戰鬥力遠強于會黨，但畢竟是政府軍，對革命派而言，妥妥的“敵軍”。
“化敵為友”可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大工程。
也就是前陣子，在廣西欽州，數名大鄉紳代表當地農民，聯名請求官府減輕對甘蔗與砂糖的重稅，官府非但不允，還将這數名鄉紳給扣了。
欽州上下群情激奮，民間自發組織武裝力量——“鄉團”，殺進官衙救出了被扣人員。
欽州知府趕忙上報廣州上級，稱之為“匪亂暴動”。
湊巧的是，在欽州東南不遠的廉州（現合浦），民間正遊行示威，抗議大地主壟斷米市，坐地起價。
朝廷為平定上述兩股叛亂，向欽、廉兩州分别調遣了一支新軍。
也是湊巧，這兩支隊伍的長官都是革命派多年以來的拉攏對象，倒戈奪取欽、廉兩州也就在他們的一念之間。
然而，兩名長官見革命軍殘兵弱馬，當即便收起了響應的念頭。
——起義軍前線告急，急需軍備支持！
——武器彈藥是現成的，從清兵那兒搶來就是了！
——邊界要塞儲藏有大批軍火，如今已無後路，突襲鎮南關！
1907年12月2日，壯族革命家黃明堂率領突襲部隊，成功占領鎮南關炮台（現友誼關）。
4日，孫文、黃興、胡漢民等人也繞經越南，自南邊進入鎮南關。
然而，迎接他們的是一個殘酷的現實——關隘中的武器庫竟空空如也！
攻打欽、廉兩州的前線部隊尚有彈藥，卻被困在十萬大山（廣西南部山脈），一時半會兒支援不得。
怕什麼來什麼，關内起義軍彈盡糧絕時，三千清兵包圍鎮南關！黃明堂果斷兵退越南，孫文等人也隻得逃回越南，盡量籌集軍火。
“欽州、廉州起義”就此落幕。
1908年8月3日，法領越南總督府應清廷要求，将孫文驅逐出境。
走投無路的孫文，隻得再次奔赴新加坡。
起義爆發前，坐鎮東京的宋教仁盤算着要趁孫文、黃興在西南邊陲舉事，自己号召東三省“馬賊”（相當于會黨）來一場“南北呼應，包夾黃龍”。
他率領數名同志奔走于門司（九州東北端）與安東（現遼甯丹東）之間。
然而清廷對自己的“老家”東三省也是極為看重的。
宋教仁等人剛入境，便被密探給盯上。
最終，随着一名同志被捕入獄，宋教仁也斷了“南北呼應”的念想，草草設立了大連分社，便倉皇躲回日本去了。
有逸聞，鎮南關一役中，孫文也在前線“親發數炮”。
事後，他感慨道：“可笑，可笑，孫某反清二十餘載，今日這般炮擊清朝，卻是頭一遭。
”
翻遍關内，卻尋不着一槍一彈，衆人扼腕，孫文卻莫名雀躍，激勵同志道：“瞧瞧，這便是吾等之敵人。
重要如邊境竟也疏漏到此等地步，何愁不可戰勝清朝？”
黃興一聽，立馬一掃陰郁，拍膝大笑道：“孫逸仙呀孫逸仙，百折不撓也。
屢戰屢敗，竟還有心思談笑……不得不佩服呀，受教了。
”
法領越南總督府應清廷要求，将孫文、黃明堂軍六百餘人驅逐出境……或許，将“驅逐”改為“請”更貼切。
畢竟，法國政府不僅倒貼了一行人的旅費盤纏，更是派軍隊一路護送他們至新加坡。
法國政府承認孫文“革命軍”的身份，英國政府卻未必。
最初，英領新加坡總督府視孫文等人為“亂民”，不允其登岸。
然而，先前在倫敦，英政府曾以“保護國事犯”為由，拒絕引渡孫文，若如今又咬定其為“亂民”，無異于扇自己耳光。
權衡利弊，總督府最終還是妥協了。
孫文登岸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求援于新加坡同志，成立“中興石山廠”，好歹解決了六百餘名弟兄的生計問題。
孫文稱此次兵敗為“革命第八次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