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辎重一營。
一鎮統共有将士一萬兩千五百餘人，北洋六鎮便是七萬五千餘人。
袁世凱曾經手握六鎮數萬精兵，難怪會被“清朝親貴”敵視。
袁世凱也怕樹大招風，便主動讓出了四鎮的兵權。
20世紀初，清國人口突破四億，而屬統治階級的旗人隻有區區三百多萬，不到總數的百分之一。
其中，直系的“皇親”被稱為“覺羅”，與皇室有淵源者，也就是“國戚”，則被歸類為“宗室”。
清末，三百萬旗人中，單是“國戚”就多達兩萬人，遠超過鄰邦日本“華族”（明治貴族）的數量。
想當年，“八旗”橫掃中原，睥睨亞洲大陸。
然而，百餘年的太平歲月，讓八旗兵養尊處優，再也不複當年之勇。
後成立漢人“綠營”也難挽其頹勢。
其不堪一擊，在鴉片戰争中暴露無遺。
八旗不堪一戰，“綠營”獨木難支。
鎮壓太平天國，全仰仗曾國藩與李鴻章統率的鄉勇——“湘軍”與“淮軍”。
募集鄉勇的士紳，大多是志在救國家危亡的讀書人。
強調一句，他們之所以投筆從戎，不為“衛國”，隻為“保家”。
如今，“新軍”之主力仍是漢人，倒也不是因為旗人無能，畢竟相差上百倍的人口差距擺在那兒。
當然，軍隊統帥是絕對沒有漢人的份兒。
日本曾經有貴族專屬學校“學習院”，相對，清國也設有“貴胄學堂”。
醇親王攝政後，将貴胄學堂改組為士官學校，隻招收旗人子弟，隻有畢業生才有資格擔任新軍将領。
對這一系列決策，孫文嗤笑道：“載沣如此自毀長城，可笑他還自以為良策……清軍，步‘牧野殷軍’後塵之日不遠矣。
”
那段時期，孫文時常出口便是曆史典故，多少有些與國學泰鬥章炳麟較勁兒的意思。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1050年，周武王攻打殷國牧野，殷纣王以七十五萬雄師迎戰，卻落得個“纣師皆倒兵以戰（倒戈相向）”……同族兵将尚且如此，各何況如今的清軍是“旗人将領，漢人兵”。
新帝溥儀尚幼，攝政王獨攬大權，專設“軍咨處”代行三軍統帥權責。
二十七歲的載沣自任“臨時大元帥”，并任命其兩名胞弟為“軍咨大臣”與海軍大臣。
聞此消息，孫文笑得直打跌：“哈哈，恭喜、賀喜載沣元帥重掌兵權！”
說實在的，此時的孫文哪有心思圍觀清廷的“自娛自樂”，革命派這頭還有一大爛攤子不曉得該如何收拾。
那七千日元餞禮，果真是燙手山芋……如今，在日本、香港、東南亞等地的華人圈子裡，流傳着一本宣傳冊，題為《孫文之罪行》。
孫文聞之，拍案而起道：“那七千日元早已盡數用于革命，有賬簿為證！你們為何就是要揪住孫某不放？”
這宣傳冊若是出自坊間閑漢之手，孫文倒也不計較，但執筆人偏偏是章炳麟、陶成章兩位名家。
章、陶二人屬“光複會”，與同盟會同為革命陣營，于情于理也應當和睦相處才對。
然而，出自莫名小作坊的宣傳冊更是滿坑滿谷，有些甚至恣意編派孫文的私生活。
例如說吧，某無良小報就曝光了“四姑”一事。
這“四姑”本名陳粹芬，負責照顧孫文起居。
會中同志考慮到孫文身份特殊，也怕鬧出什麼誤會，都盡量對這個“四姑”避之不談。
孫文憤憤道：“孫某從未刻意遮掩粹芬之事。
此前接受采訪時，孫某便公開對四姑與發妻表達過謝意。
如今，這無良報刊趁此時機，又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心可誅！”
如今，在自家的《民報》上發文澄清，難免有自脫罪責之嫌。
于是乎，孫文至求援信給倫敦的吳敬恒，請其在雜志《新世紀》上為自己澄清謠言：任公為人磊落，量也不會行此卑鄙龌龊之事。
至于南海先生……也不知保皇會自身對這位領袖是何看法？
但凡扯上革命資金，孫文便容不得旁人半句閑話。
其兄孫眉之所以破産，與孫文無止境的索捐不無幹系。
相較之下，保皇會之籌款可算是手到擒來。
想想也是，康有為是西太後眼中釘、光緒帝寵臣，名正言順不說，在學界也頗有地位，自然是金口一開，金山銀山就會來。
反觀孫文，真是不知從哪個旮旯裡冒出來的無名小卒。
康有為初抵新加坡時，當地富豪丘菽園豪贈其三十萬兩。
然“自立軍起義”時，唐才常費盡功夫才從康有為腰包裡摳出區區兩萬兩。
後丘菽園破産，康有為卻仍錦衣玉食，直至壽終。
那就不免令人疑惑了，這錢是從哪兒來的？
孫文就納悶兒了——你們光複會對康有為那幾十萬巨款的來路置若罔聞，卻抓着我這區區幾千日元不放，究竟是什麼居心？
宣統二年，1909年年末，孫文自倫敦赴美。
也就在這期間，同盟會中有同志公然挑戰孫文權威，批判其太過倚重會黨。
在他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