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如今對新軍的革命滲透工作頗具成效，大可将重心轉向新軍，而非那幫市井之徒。
安徽籍成員倪映典向胡漢民谏此策略，并自告奮勇潛入新軍内部。
孫文外出時，會中事務由黃興、胡漢民兩人共同操持。
倪映典趁孫文未歸，便赴香港勸說胡漢民盡早起事——清廷對新軍異動已有所察覺，如今事态，拖則生變。
1910年除夕夜，廣州數名新軍兵士在買書時，因價格談不攏，與書商起了争執。
随着警方介入，事态一發不可收拾，演變為一場“軍警群毆”。
倪映典聞知此事，當即赴港，趁勢高呼“革命”。
然而此次起義本身便為時過早，加之爆發倉促，準備不足，其結果可想而知。
倪映典親率一千三百餘名倒戈的新軍血戰牛王廟，百名新軍戰死，倪映典犧牲。
同盟會一時間成為輿論的衆矢之的，更有甚者抨擊其“草菅人命”。
光複會所作《孫文之罪行》中的第一條罪狀，便有“視同志性命如草芥”一說。
這可真是冤枉孫文了。
“倪映典起義”時，已是孫文被驅逐出日本的第三個年頭。
确實，漂泊在外的孫文一直與東京本部保持着聯系，八千美元的起義資金也是由他一手籌措。
然而會上的大小事宜可是由胡漢民全權操持，這鍋再如何也輪不到孫文來背。
保皇會更是得勢不饒人，大肆抨擊某些革命黨人踩着同志的屍骸上位，自己卻食得玉盤珍馐，住得瓊樓玉宇。
孫文之側近汪兆銘（汪精衛）聞之憤慨，為正名于世，組織七人暗殺團，赴京刺殺皇族要人。
暗殺團在事先查知攝政王每日上朝必經甘水橋，決定在此處埋設炸彈，以電線遠程引爆之。
負責炸藥的制作和埋設的黃樹中，曾在橫濱研習化學，深谙爆破之道。
他趁夜深人靜埋下了塞滿炸藥的鐵桶，接上電線，正欲遁走，誰承想，被一個外出尋妻子的車夫撞了個正着，黃樹中趕忙抽掉電線，落荒而逃。
那車夫果然去報了官。
警察不敢妄挖炸藥，還請了個日本技師前來相助。
傳言說，鐵桶中的炸藥、雷管足以将方圓一裡夷為平地。
汪兆銘七人在京城租了個門面，開了家照相館，用以暗中調配炸藥。
計劃敗露後，七人不思撤退，留在原地密謀新的計劃。
直至官兵找上門來，他們才後悔低估了清廷的辦案能力。
爆炸物本體除了鐵桶之外，其餘部分皆為外國産。
警察沿着線索，找到了“宏泰永”鐵匠鋪。
老闆一眼便認出了自家生産的鐵桶：“哎呀，這不是琉璃廠照相館的東家要的那批貨嗎？”
證據确鑿，汪兆銘、黃樹中兩名主犯當即被逮捕。
警察還照相館搜出了幾把手槍和用于引爆的電線，可見七人真把警察當窩囊廢了。
即便刺殺未遂，企圖謀害攝政王，罪及“淩遲”也不為過。
清國警察屬民政部管轄，肅親王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
汪兆銘在獄中寫下數千字供詞，善耆過目後，深有感觸，遂有了不殺之意。
最後，汪兆銘被降罪一級，改判為無期徒刑。
善耆乃是清太宗皇太極長子肅武親王豪格十世孫，在一衆皇親國戚中，那也是一等一的地位。
當年，皇太極駕崩，本該由嫡長子豪格繼承大統，然豪格不知何種緣由，自願将大位拱手讓給六歲的皇弟福臨，其後的清君皆為福臨一脈。
豪格一族，因先祖有“禅讓之德”，代代受封“肅親王”，這也是貫穿清朝曆史最為位高權重的鐵帽子王。
善耆膝下有子女數十個。
他為經營與日關系，将其中一個女兒過繼給日籍結拜兄弟川島速浪為養女，這就是川島芳子。
善耆素有“俠王”美稱，此番義助革命人士，更是讓他在民間名聲大噪。
順道一提，七人暗殺團中還有一位女同志，便是那日後嫁給汪兆銘為妻的陳璧君。
同年3月28日，孫文自美利堅抵夏威夷，4月4日夏威夷同志為其舉辦歡迎會。
僅一晚，便為同盟會添員百餘名，不愧是孫文的第二故鄉、作戰主場。
演講台上，孫文感慨萬千道：“看見了，終于看見了！”
台下便有聽衆問：“敢問先生見到了何物？”
孫文心系革命，所看見之物無非是革命曙光。
第二故鄉之行凱歌高奏，孫文随即轉戰日本。
三年前，1907年的2月，日本政府受清政府重壓，被迫驅逐孫文。
然名為“驅逐”，實則贈予巨額盤纏，并于私底下許下“三年驅逐”之約。
如今，三年之約已至。
三年過去了，清廷對革命黨人的敵意不降反增。
黑龍會的幹部便借宮崎滔天之口提醒孫文道：“孫先生尋求日方庇護終非長久之計，清國外交‘一把手’胡惟德對沙俄尚且不落下風。
對我日本，他如今睜一眼、閉一眼則兩相無事，一旦發起難來，日本政府怕也招架不住。
”
眼下，孫文正寄身在位于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