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遊者，亦詞勝于詩遠甚。以其寫之于詩者，不若寫之于詞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羔雁，原指卿大夫相見時所帶的禮物。《禮記》有雲：“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羔雁之具在這裡是指禮聘應酬之物。
老王對哲學研究頗深。大凡哲思之人，總是喜歡探索事物的普遍規律，老王也正是如此。
老王說唐詩和宋詞在發展成熟之後成為上流社會士大夫們的應酬，從而導緻了被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文學體裁所取代。這話看上去有他的道理，但其實這話我認為不對。改變文學體裁影響力最終的決定性因素是文學所處的時代，而不是時代中的文人。
文學很多時候都像是當時那個時代的倒影。唐朝國力鼎盛，其強大的影響力輻射到整個東亞、東南亞、中東甚至歐洲，萬國來朝的盛景讓當時的國人胸懷寬廣，樂天向上。唐詩大多氣象宏大，想象絢麗，即使憂國憂民之作亦可見其寬闊胸懷。反觀宋朝，強敵環伺，邊疆戰事不斷，而朝廷又重文輕武，國人雖則富足安樂，卻時常憂心不已。因此宋詩顯得有些“小”，更多的側重于表達内心的思索與感受。所以說唐詩中的氣象和風骨是宋人學不來的，這不是人的原因，而是時代使然。
詩詞的更替最主要的原因是時代和人民思潮的變遷，而并非是因為文學體裁變成文人雅士的應酬。“詩莊詞媚”，從結構上來看，詩句式對稱，格式嚴謹，如北京故宮，恢宏大氣，自有一種莊嚴之相；而詞長短不一，韻律流轉，如蘇州園林，清新婉約，自有一種隽秀之态。當然詩也可以寫得清新可喜，詞也可以寫得氣勢恢宏，但從普遍意義上講，即使最婉轉的詩亦不及詞所表達出來的那種流動深婉的神韻，最恢宏的詞亦不及詩所表達出來的那種大氣磅礴的氣象。這是體裁所決定了的。而為什麼詞會極盛于宋呢？因為詞最符合那個時代的特性。宋代人民富足安樂，精神上卻積弱不振，因此連詩也變得更側重于個人情感和内心感悟的抒發和思索，沒有了唐代的氣魄與風骨。而詞則于此時應運而興，成為中國古典文化的另一枝奇葩。
曆數在各自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古典文學體裁，從最初的詩經楚辭到漢魏六朝古詩，再從唐詩宋詞到元曲和明清小說，中國的古典文學史就是一個從“雅”到“俗”的過程。語言越來越大衆化、平民化，元曲取代宋詞，是由于它更加通俗，更加受到人們的歡迎。再到半白話和白話的古典小說，這個趨勢也越發明顯。顯然，大時代下人民大衆的喜好在文學體裁更替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時代思潮變更導緻舊的文學體裁不再盛行。
可以說，老王在這裡剛好說反了。是因為那些前代的文學體裁不受歡迎所以才淪落到成為文人們的應酬之物，而并非成為應酬之物才導緻文學體裁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