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
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
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嘩之，天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譯文】
孟子說：“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
我說：這不對。
凡是從古到今、普天之下所謂的善良，是指端正順理安定有秩序；所謂的邪惡，是指偏邪險惡悖逆作亂。
這就是善良和邪惡的區别。
果真認為人的本性本來就是端正順理安定守秩序的吧，那麼又哪裡用得着聖明的帝王、哪裡用得着禮義了呢？即使有了聖明的帝王和禮義，在那端正順理安定守秩序的本性上又能增加些什麼呢？其實并不是這樣，人的本性是邪惡的。
古代的聖人認為人的本性是邪惡的，認為人們是偏邪險惡而不端正、悖逆作亂而不守秩序的，所以給他們确立了君主的權勢去統治他們，彰明了禮義去教化他們，建立起法治去管理他們，加重刑罰去限制他們，使天下人都從遵守秩序出發、符合于善良的标準。
這就是聖明帝王的治理和禮義的教化。
如果抛掉君主的權勢，沒有禮義的教化，廢棄法治的管理，沒有刑罰的制約，站在一邊觀看天下民衆的相互交往；那麼，那些強大的就會侵害弱小的而掠奪他們，人多的就會欺淩人少的而壓制他們，天下人悖逆作亂而各國互相滅亡的局面不等片刻就會出現了。
由此看來，那麼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就很明顯了，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為則是人為的。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
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
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
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
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譯文】
善于談論古代的人，一定對現代有驗證；善于談論天的人，一定對人事有應驗。
凡是議論，可貴的在于像契券般可核對、像信符般可檢驗。
所以坐着談論它，站起來就可以部署安排，推廣出去就可以實行。
現在孟子說“人的本性善良”，沒有與它相契合的證據及可以驗證的憑據，坐着談論它，站起來不能部署安排，推廣出去不能實行，這難道不是錯得很厲害了嗎？認為人的本性善良，那就會摒除聖明的帝王、取消禮義了；認為人的本性邪惡，那就會擁護聖明的帝王、推崇禮義了。
整形器的産生，是因為有彎曲的木料；墨線墨鬥的出現，是因為有不直的東西；置立君主，彰明禮義，是因為人的本性邪惡。
由此看來，那麼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就很明顯了，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為則是人為的。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
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
今人之性惡，必将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始出于治，合于善也。
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譯文】
筆直的木材不依靠整形器就筆直，因為它的本性就是筆直的。
彎曲的木材一定要依靠整形器進行薰蒸矯正然後才能挺直，因為它的本性不直。
人的本性邪惡，一定要依靠聖明帝王的治理、禮義的教化，然後才能都從遵守秩序出發、合乎善良的标準。
由此看來，那麼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就很明顯了，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為則是人為的。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
”
應之曰：是不然。
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于禮義也，辟則陶埏而生之也。
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今将以禮義積僞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
然則聖人之于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為之也。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于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孳，以出乎貪利争奪。
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譯文】
有人問：“積累人為因素而制定成禮義，這也是人的本性，所以聖人才能創造出禮義來啊。
”
回答他說：這不對。
制作陶器的人攪拌揉打粘土而生産出瓦器，那麼把粘土制成瓦器難道就是陶器工人的本性麼？木工砍削木材而造出器具，那麼把木材制成器具難道就是木工的本性麼？聖人對于禮義，打個比方來說，也就像陶器工人攪拌揉打粘土而生産出瓦器一樣，那麼積累人為因素而制定成禮義，難道就是人的本性了麼？凡是人的本性，聖明的堯、舜和殘暴的桀、跖，他們的本性是一樣的；有道德的君子和無行的小人，他們的本性是一樣的。
如果要把積累人為因素而制定成禮義當作是人的本性吧，那麼又為什麼要推崇堯、禹，為什麼要推崇君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