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就能戰勝敵國，不用武力就可掠奪到土地，别人尚未察覺而王業就可完成。
明君之處事，不費财力，而以長期的策劃取得永久的利益。
所以可以這樣說，後發制人可令諸侯歸附并加以驅使。
據臣所知：‘戰争之道不在軍隊的多少’，即使有百萬敵軍，也能敗之于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阖闾、吳起那樣的将帥，也能通過室内的策劃擒獲他；雖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間摧毀它；雖然有百尺高的戰車，也可以在坐卧之時摧折它。
所以，絲管之聲在朝堂不絕于耳、和着優伶和侏儒歡笑歌舞之時，國土已經擴張，諸侯前來臣服。
如此的君王，名号與天地相等不算高貴，政權控制海内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于開創王業的君主，在于能使諸侯勞頓而自己閑逸，使天下混亂而本國安甯。
安逸與大治在我方，而勞頓與混亂在它國，這就是王霸之道。
積蓄國力以待來敵，以消兵禍，那麼他的國家沒有隔夜之憂。
有什麼事實作佐證呢？過去魏惠王擁有領土上千裡，甲士三十六萬，倚仗自己實力強大，攻取邯鄲，西圍定陽，又邀集十二家諸侯朝拜周天子，為圖謀秦國作種種準備。
秦孝公聞報，憂心忡忡，寝食難安，食不甘味，動員全國，修繕戰守的器具，境内嚴加防守，同時招募死士，任命将領，以待來敵。
衛鞅向秦孝公獻計說：‘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号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諸侯朝見天子，從者甚衆。
以區區一個秦國，恐怕還不能與之争鋒競勝，大王可否以臣為使去見魏王？臣有把握挫敗魏國。
’秦王答應了他的請求，衛鞅往見惠王，大加稱頌：‘我聽說大王勞苦功高而能号令天下。
可如今大王率領的十二家諸侯，不是宋、衛，就是鄒、魯、陳、蔡，大王固然可以随意加以驅使，然而就憑這些力量還不足以稱王天下。
大王不如向北聯結燕人，東伐齊國，趙國自會服從；再聯合西方的秦國，南伐楚國，韓國自會望風而服。
大王有讨伐齊、楚的心願且行事合于道義，實現王業的日子便不遠了。
大王自可順從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圖齊、楚。
’惠王聽了，十分高興，便依天子體制，大建宮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
對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禮不軌，齊、楚兩國君主大為激憤，而各路諸侯也都投到齊國伐楚的旗幟下面。
齊人伐魏，殺掉了魏太子申，殲師十萬。
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東臣服于齊。
諸侯們這才停止武力制裁。
在那個時候，秦孝公乘機取得魏國的河西地區，而且對惠王毫無感激之情。
所以衛鞅當初與孝公商議對策的時候，謀約于座席之上，策劃于酒席之間，定計于高堂之上，而魏國大将龐涓已為齊所擒，刀兵不動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
這就是臣所講的‘敗敵于廳堂之上，擒獲敵将于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敵城，在枕席上折斷敵人兵車。
’”
【評析】
蘇秦以衆多事例引證了他的政治洞見和哲理，他的主要觀點是：
1、要後發制人、順應時勢。
率先挑起戰争的人和領頭攻打他國的人必然後患無窮、陷于孤立。
後發制人會有所憑借，順應時勢可遠離仇怨。
2、大國應該讨伐那些不講道義的國家，以此可名利雙收、完成霸業。
小國應該謹慎從事，不輕信他人，逐漸增強實力。
3、不能把使用武力擺在首位，盡量避免戰争，避免因為炫耀武功而成為衆矢之的。
4、取勝的關鍵是在帷幄之中的策劃和謀略，而非疆場上的厮殺。
這4個觀點蘇秦用了大量事例來論證，一般都是先說出觀點，然後舉出當時已經發生的事件來佐證，在叙述事例過程中也夾雜一些評論，整體上事實和理論相結合，極富有說服力和真理性。
蘇秦對君王的谏言中有破有立，破大于立，破立的中心主旨是一緻的，那就是在國家政治軍事鬥争中盡量要占有道義，盡量要“不戰而屈人之兵”，絕對不能好戰和強出頭。
上面這些至理規則同樣适合于和平年代的人際關系中，我們要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好自己的發展戰略，對待朋友、競争者要有智慧、有謀略，要将上述國際關系領域的法則娴熟地運用在人際關系上，畢竟人與人之間和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其作為一個利益主體方面，有着很大的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