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類默認為男性，是人類社會結構的根本。
這是一個古老的習慣，像人類演化理論一樣深入人心。
早在公元前4世紀，亞裡士多德就已将這種對男性的默認直接視為不容置疑的事實，在其生物學專著《動物之生殖》中，他寫道：“事實上，後代中出現了雌性而非雄性，就是第一次偏離類型。
”（不過，他也承認，這種失常算是“一種自然的必然”。
）
在兩千年後的1966年，芝加哥大學舉辦了一場關于原始狩獵采集社會的研讨會，會議的主題叫“作為狩獵者的人類”。
75名社會人類學家從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讨論狩獵在人類演化和發展進程中的核心地位。
會議的共同結論是，狩獵活動極為重要。
[1]與會者後來編撰了一本書，其中收錄的一篇論文稱：“是生物習性、心理狀态和風俗習慣使我們有别于猿類——而所有這些都應歸功于遠古時代的狩獵者。
”聽起來很好，隻是，正如女權主義者指出的，這種理論對女性演化構成問題。
因為那本書明明白白地指出，狩獵是男性的活動。
這樣一來，如果“我們的智力、興趣、情感和基本的社會生活——所有這一切都是成功适應狩獵帶來的演化産物”，這對女性人類來說又意味着什麼？如果人類演化是由男性驅動的，那女性還能算人類嗎？
人類學家莎莉·斯洛克姆在她1975年發表的經典論文《作為采集者的女性》中，質疑了所謂“作為狩獵者的人類”的首要地位。
[2]她認為，人類學家“搜集男性行為的例子，并假設它們足以解釋全人類”。
所以，為了打破沉默，她提了一個簡單的問題：“當男性外出狩獵時，女性在做什麼？”答案是：采集、給孩子斷奶、在“更漫長的嬰兒依賴期”照顧孩子，而所有這些行為都需要合作。
斯洛克姆指出，基于這種認知，“認為人類的基本适應源自男性狩獵和殺戮的欲望，這種結論過于倚重攻擊性，而攻擊性隻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因素”。
斯洛克姆在40多年前就提出了這項批評，但是演化論中的男性偏見仍然存在。
英國《獨立報》2016年的一篇頭條報道寫道：“研究人員發現，人類演化出了緻命暴力的天性。
”[3]這篇文章介紹了一篇學術論文，名為《人類緻命暴力的系統演化根源》。
論文聲稱，經過演化，人類對本物種的緻命程度達到了普通哺乳動物的6倍。
[4]
毫無疑問，對人類族群來說，這種說法并沒有錯——但現實是，人與人之間的緻命暴力絕大多數是男性實施的：一項研究分析了瑞典30年來發生的謀殺案，結果顯示九成的謀殺是男性犯下的。
[5]這與其他國家的統計數據相符，包括澳大利亞[6]、英國[7]和美國[8]。
2013年聯合國的一項兇殺案調查發現，全世界96%的兇殺案犯是男性[9]。
所以，嗜血兇殘的到底是人類，還是男人呢？如果從整體上來說，女性雙手并沒有沾滿鮮血，我們又該怎麼看待女性的“系統演化”呢？
這種“不加說明就是男性”的研究方法似乎已經蔓延至所有民族志領域。
例如，洞穴壁畫的内容往往與狩獵動物有關，所以研究人員推測這些壁畫是由男性——也就是狩獵者完成的。
但是，人們最近又分析了法國和西班牙洞穴壁畫中出現的手印，發現大部分壁畫實際上是由女性繪制的。
[10]
就連人類的骨頭也不能幸免于“不加說明就是男性”的思維方式。
我們可能會認為，從客觀的角度而言，人類骸骨要麼是男性的，要麼是女性的，因此不受男性默認思維的影響。
但我們仍然會犯錯。
一百多年來，一具被稱為“比爾卡戰士”的10世紀維京人骸骨一直被認為屬于男性，盡管它的骨盆明顯具有女性特征——之所以會這樣，原因隻在于它與全套武器和兩匹獻祭的馬葬在一起[11]。
這些墓穴陳設表明，這裡埋葬的是一名戰士[12]——而戰士的意思即為男性（考古學家将維京傳說大量提及女性戰士歸因于“神話中的點綴”）[13]。
但是，盡管在判定性别方面，武器顯然一度比骨盆更有說服力，但它們可辯不過DNA。
2017年的測試證實，這些骨頭确實屬于一名女性。
然而，争論并沒有就此結束，隻是轉移了重點[14]：骨頭可能混在一起了，或者這具女性屍體是出于别的什麼原因被埋在這些物品中間。
兩種觀點都由持反對意見的學者提出，可能都有合理性（雖然基于墓穴内部陳設，論文原作者沒有理會他們）。
但這種反駁本身就相當能說明問題，尤其是在類似情況下，男性骨骼“不會受到同樣的質疑”。
[15]事實上，考古學家在挖掘墓穴時幾乎總是鑒定出更多的男性。
對此，著名人類學家菲利普·沃克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關于頭骨性别鑒定的書，簡單直接地指出：“這并不符合我們所了解的現存人類性别比例。
”[16]既然維京女性可以擁有财産，可以繼承遺産，可以成為有權有勢的商人，為什麼就不可以參加戰鬥呢？[17]
畢竟，這些骨骼并不是唯一被發現的女戰士骨骼。
娜塔莉·海恩斯在《衛報》上寫道：“在歐亞大草原上，從保加利亞到蒙古，人們發現了多具傷痕累累的女性骨架。
”[18]古代斯基泰人等民族慣于騎射作戰，對他們來說，男性戰士并不具備得天獨厚的身體優勢。
研究者檢測了斯基泰人骸骨的DNA——骸骨來自從烏克蘭到中亞地區的1000多個有武器随葬的墓穴，結果顯示，有多達37%的斯基泰婦女和未成年女孩頻繁參加戰鬥。
[19]
一旦你意識到，“不加說明就是男性”這種思維定式根植于社會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語言本身，就不會驚訝于它是如何滲透進我們的思維。
斯洛克姆批評人類學中的男性偏見，同時還指出這種偏見“不僅表現在對稀缺數據的闡釋方式上，還表現在語言本身上”。
她寫道：“人”（man）這個詞的“用法如此模棱兩可，我們無法确定它究竟指代男性還是整個人類物種”。
這種定義上的變形促使斯洛克姆懷疑：“在許多人類學家的心目中，本應指代人類物種的‘人’（man），實際上成了‘男性’（males）的同義詞。
”我們将在下文看到表明她的說法很可能正确的證據。
在穆麗爾·魯凱瑟的詩歌《神話》中，年老失明的俄狄浦斯問斯芬克斯：“為什麼我沒有認出我的母親？”斯芬克斯回答說，是因為俄狄浦斯沒有正确回答她的問題（什麼東西早上用四條腿走路，下午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
“你回答說，人（Man）。
你根本沒有提到女人（woman）。
”但是，俄狄浦斯回答說，當你說人時，“你也包括了女人。
人人都知道這一點”。
但事實上，斯芬克斯是對的，而俄狄浦斯錯了。
就算嚴格說來，每個人确實“知道這一點”，但當你說“人”的時候，你也并沒有“包括了女人”。
在過去的40年中，人們對各種語言進行了大量研究，并一緻發現，所謂的“通用陽性詞”（以中性的方式使用像“他”這樣的詞）在閱讀過程中實際上并不是通用的。
[20]絕大多數人在閱讀時，會默認它指的是男性。
使用通用陽性詞，讓人更容易想起著名的男人而不是女人，[21]更容易預設一個職業由男性主導，[22]也更容易在職位和政治任命上偏向男性候選人。
[23]女性不太可能申請在招聘廣告裡使用通用陽性詞的職位，也不太可能在面試中表現出色。
[24]事實上，通用陽性詞會被一面倒地解讀為男性，甚至淩駕于原本強有力的刻闆印象，因此，“美容師”（beautician）等向來被視為女性的職業，突然就成了男性的。
[25]通用陽性詞甚至扭曲了科學研究，制造了一種元性别數據鴻溝：2015年，一篇關注心理學研究中自陳報告偏差的論文發現，在調查問卷中使用通用陽性詞會影響女性的反應，從而可能扭曲“測試得分的含義”。
[26]論文作者得出結論說，這種詞的用法“可能描繪出不真實的男女差異，而在性别中立或使用自然性别語言的同一份問卷中，這些差異不會出現”。
然而，盡管幾十年來不斷有證據表明，通用陽性詞的詞義一點也不明晰，但許多國家的官方語言政策仍然堅持認為，延續使用通用陽性詞純粹是一種形式，其目的正是為了……清晰。
就在不久之前的2017年，法國的法語最高權威機構法蘭西學院還在怒斥“‘包容性寫作’的畸形”，宣稱由于人們變通使用通用陽性詞，“法語陷入了緻命的危險”。
包括西班牙[27]和以色列[28]在内的其他國家也面臨着類似的争論。
因為英語在語法上并不嚴格區分性别，通用陽性詞的現代用法相當有限。
像“醫生”和“詩人”這樣的詞在過去通常是陽性的（尤其是女醫生和女詩人，一般會寫成doctoresses和poetesses，含有嘲諷意味），但現在被認為是中性的。
雖然如今在正式場合中，隻有一些老學究還堅持使用通用陽性詞，以“他”來表述“他或她”，但在非正式使用中，通用陽性詞仍有卷土重來的迹象，比如美式英語中的“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