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來取代女性的無償工作，要麼停止實時調度工作制。
有研究發現，簽訂不定期或不穩定勞動合同的女性更容易遭受性騷擾[35]（也許是因為她們不太可能對騷擾自己的同事或雇主采取行動[36]）。
但哪怕是從事穩定工作的女性，其權利也可能遭到侵犯，随着#MeToo運動席卷社交媒體，這樣一個事實越來越難以回避：幾乎找不到不存在性騷擾問題的行業。
與以往一樣，這裡也存在一個數據缺口。
英國勞工聯合會警告稱，“關于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最新定量數據太少了”，而且，官方的統計數據極難獲得——這似乎是全世界的通病。
聯合國估計（我們隻能估計），在歐盟國家，多達50%的女性在工作中曾遭遇性騷擾。
[37]在中國，這一數字被認為最高可達80%。
[38]在澳大利亞，一項研究發現60%的女護士曾遭受過性騷擾。
[39]
問題的嚴重程度因行業而異。
由男性主導，或者是領導層以男性為主的工作場所，都是性騷擾最嚴重的地方。
[40]英國勞工聯合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制造業69%的女性和酒店休閑行業67%的女性都“報告稱遭遇過某種形式的性騷擾”，而這個比例的均值是52%。
2011年美國一項類似的研究發現，建築行業性騷擾率最高，其次是交通和公用事業。
一項針對在矽谷工作的女性高管的調查發現，90%的女性目擊過性别歧視行為；87%的女性曾受到男同事貶低；60%的女性曾遭受過讨厭的辦公室性騷擾。
[41]而在這60%的女性中，有一半多經曆過不止一次性騷擾，又有65%的人遭受過來自上司的性騷擾。
三分之一的受訪女性曾為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擔憂。
最嚴重的性騷擾經曆部分來自那些需要在工作中與公衆密切接觸的女性。
在這些情況下，騷擾往往會演變成暴力。
“他拎起她，把她扔到房間另一邊，猛擊她的臉，到處都是血。
”
“當時他抓住我，用玻璃杯砸我。
我癱倒在地上，他還在不停地打我。
（……）我在大廳裡一路和他搏鬥。
他不斷用我的頭砸牆。
血從我的胳膊肘和臉上濺出來，濺在牆上。
”
如果這聽起來不像是你在辦公室的日常經曆，你該慶幸你不是醫護人員。
研究發現，護士“遭受的暴力行為比警察或獄警更多”。
[42]2014年在安大略省，因在工作場所受傷而需要休假的醫療行業員工數“遠遠超過了其他行業”。
美國最近的一項研究也發現，“醫護人員遭暴力而受傷請假的頻率是其他類型傷害的4倍”。
[43]
吉姆·布羅菲在與職業健康研究員瑪格麗特·布羅菲共同進行研究之後得出結論，加拿大的健康部門是“我們所見過最有害的工作環境之一”。
2017年，布羅菲夫婦為了就加拿大醫療工作者所面臨的暴力撰寫論文，特地組織了數個訪談小組，在小組讨論中，“人們經常會說，‘每天去工作，我都要面對這些。
’”布羅菲夫婦曾對此提出疑問——“每天”肯定是誇張了吧，他們指的是不是“經常”？“而他們會糾正說：‘不，我們的意思就是每天。
這已經成為工作的一部分。
’”一位工作人員回憶說，有一次一個病人“舉起椅子往他頭上砸”，還指出“護士站已經被砸了兩三次”。
其他病人則拿尿盆、盤子甚至建築材料作武器來對付護士。
但是，盡管工作場所的暴力行為在醫療衛生領域相當常見，但它是一個“報道不足、普遍且持續存在的問題，一直受到容忍和忽視”。
部分原因是相關研究還沒有到位。
根據布羅菲夫婦的研究，在2000年之前，針對醫護人員的暴力行為幾乎沒有被提上研究日程：2017年2月，他們在Medline②上搜索“工作場所中針對護士的暴力行為”，發現了“155篇國際文章，其中149篇發表于2000年至當時”。
然而，說到女性在工作場所面臨的性騷擾和暴力行為，全球範圍内的數據缺口不能歸結為缺乏相關研究。
還有一個原因是絕大多數女性都沒有通報。
[44]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因為各機構沒有制定适當的程序來處理這個問題。
女性之所以不通報，是因為她們害怕遭到報複，也因為她們擔心沒人會為此采取措施——這兩點在許多行業都可說是合理的預期。
[45]“我們會大叫，”一名護士告訴布羅菲夫婦，“我們能做的充其量隻是大叫。
”
處理女員工面臨這類騷擾時的程序不夠完善，這件事本身可能也是數據缺口導緻的。
各部門的領導都以男性為主，而現實情況是，男性不會面臨和女性一樣的侵犯。
[46]因此，就像谷歌的領導層沒有考慮過孕婦停車的問題一樣，許多組織也沒有想過要采取措施以充分應對性騷擾和暴力。
這是另一個例證，說明高層管理經驗的多樣性對每個人有多麼重要，以及對縮小數據缺口有多麼重要。
[47]
布羅菲夫婦警告說，“對醫護部門暴力行為的分析普遍不包含性别因素”。
這一點十分令人遺憾。
國際護士協會的調查顯示：“護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