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醫護工作者中面臨風險最大的群體”，而且絕大多數護士是女性。
性别分析的缺失也意味着，大多數研究都沒有考慮到長期漏報性暴力的問題：布羅菲夫婦發現，在他們的研究中，隻有12%的員工報告過她們遭遇的性暴力行為。
“我們不會報告，因為發生得太頻繁了。
”一名“多次遭遇上下其手”的女士解釋道。
但布羅菲告訴我，文獻不曾提到，“因為普遍存在漏報，官方數據被認為嚴重低估了性暴力的發生率”。
這是元數據（metadata）的缺口，但沒有引起注意。
傳統的醫院設計無法幫助護士免于工作中的暴力行為。
布羅菲解釋說，長長的走廊隔開了工作人員，使他們分散在相隔遙遠的地方。
“那些走廊太糟糕了。
”一名員工告訴布羅菲。
“你在那邊工作，就沒法跟别人交流。
我甯願将工作場所設計成一個圈形。
”布羅菲指出，圓環形的設計将是一種改進，因為能讓員工更好地支援彼此。
“如果這個區域是圓形的，員工就不會孤零零地身處一端了。
隻要有人在場，就能聽到動靜。
”大多數護士站都沒有防碎的保護屏障，辦公桌後面也沒有出口，這讓護士很容易受到攻擊。
另一名員工告訴布羅菲，她的同事曾被一名病人性侵。
“安全檢查員建議他們安一道屏蔽玻璃。
醫院不肯這麼幹。
他們說這是對病人的侮辱。
”
布羅菲采訪的員工和美國職業安全與衛生署都強調了傳統醫院的幾個設計特點會帶來安全隐患（“缺乏安全通道/出口，暖氣或冷氣不足，惱人的噪音水平，未固定的物件”），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在不侮辱任何人的情況下解決。
政府還可以扭轉導緻員工長期不足的政策——布羅菲稱“在任何地方的訪談小組裡都能聽到這個問題”，而員工們認為，醫院候診時間過長是暴力行為的“導火索”。
一名員工解釋道：“如果沒有工作人員立即處理他們的問題——如果他們一直在幹等着——暴力行為就更有可能升級。
”
當然，重新設計醫院布局和增加人員配備并不便宜，但如果将工人們因受傷和壓力而被迫休假的時間計算在内，在成本方面可能還有讨論的空間。
布羅菲告訴我，不幸的是，這些數據沒有得到“充分收集”。
但他接着又說：“我可以告訴你，我絕對相信醫院是一個壓力極大的工作環境，員工既要面對各種要求，他們本人的掌控力又十分有限，這是職業倦怠的完美溫床。
”
還有就是培訓成本，有些人最終離開了這個行業。
這點也頻繁出現在布羅菲夫婦的訪談小組中。
“我們會碰到一些從事這一行已經有25年到30年的資深護士，她們會說‘我要去當清潔工了’，或者‘我要去廚房工作了，因為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再也受不了這種缺乏支持、險象環生的環境，每天都要面對這些事情，同時還要遭到否定，得不到一點支持’。
”
但即使抛開這種更長遠的目光，仍有許多成本更低的選擇，有些還相當簡單。
持續記錄并标記患者的暴力行為，簡化報告程序——并要求主管真正去讀這些報告，根據不同目的設定不同的警鈴聲：“有一回，病人的呼叫鈴、浴室輔助鈴、呼吸或心髒驟停的藍色代碼呼叫，以及工作人員的緊急警報都在護士站發出了相同的聲音。
”（喜歡看70年代英國電視劇的觀衆會知道，這是《福爾蒂旅館》中的情節。
）
還可以張貼告示，明确說明哪些行為是可接受的，哪些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成本也不高。
“我注意到在醫院的咖啡店裡，他們放了一個牌子，上面寫着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語言虐待，”一位女士告訴布羅菲夫婦，“但在我們病區沒有這樣的标志。
（……）這裡有一張如何排遣寡居孤獨的海報，那裡有一張單身網站的海報。
怎麼偏偏就不給我們挂一張反暴力的海報？”
也許最讓人吃驚的是，參與布羅菲夫婦研究的員工建議：“作為一種安全措施，他們應該有權将自己的姓氏從胸牌上去掉，費用由雇主承擔。
”這樣就可以避免如下場景的發生：一名訪客對一名女員工說，“很高興認識你，（她的名字。
）你知道，你不應該把你的姓氏挂在胸牌上，因為我隻要搜一下就能知道你是誰，家住哪裡。
”
女性一直在工作。
她們的工作無償或者薪水微薄，她們不被賞識、默默無聞，但她們始終在工作。
然而當代職場并不适合女性。
從方位，到工作時間，再到監管标準，都是圍繞着男人的生活而設計的，現在已經不再适用。
職場需要大規模的重新設計——它的規章制度、它的設備、它的文化——這種重新設計必須以女性身體和女性生活的數據為主導。
我們必須開始認識到，女性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一種錦上添花、可有可無的消遣：女性的工作，無論有償還是無償，都是我們社會和經濟的支柱。
現在是我們重視它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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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零小時合同（zero-hourcontract），指雇主雇用員工，卻不保證為其安排工作的合同。
②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建立的國際性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