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分類的數據，粗心大意的調查設計也可能導緻對女性勞動力報告不足：如果問女性她們是做“家務”還是“工作”，把這二者當成相互排斥的選項（或者表明家務不屬于工作），她們往往會隻選擇“家務”一項，因為這描述了她們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16]這種缺口接着又會因重視“創收活動”的傾向而加劇，其結果是（通常由女性主導的）維持生計的生産活動總是被低估。
人口普查還傾向于将農業定義為“田間勞動”，這導緻女性的工作——如“飼養小家畜、種植果蔬、收獲後加工”——被低估。
這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證明男性偏見導緻了巨大的性别數據缺口。
類似問題也出現在研究人員将工作劃分為“主要”和“次要”活動時。
首先，勞動力調查往往并不會收集到次要活動的信息。
即使有，也不總是計入勞動力數據，這是一種男性偏見，令女性的有償工作遁形。
[17]女性通常會把有償工作列為次要活動，原因很簡單：她們的無償工作占用了太多時間，但這并不意味着她們沒有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有償工作上。
其結果是，勞動力統計往往顯示出巨大的性别數據缺口。
[18]
在多斯查證上述“60%至80%”的說法時，她使用的數據中也能見到這種男性偏見。
她的結論是，婦女在全球農業勞動力中的占比不到一半，但她使用的糧農組織數據顯示，“如果一個人報告說農業是他或她的主要經濟活動，那麼他或她就被報告為農業勞動力”。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做法排除了大量女性的有償勞動。
公允地說，多斯的确承認這種做法存在問題，并批評了對拉丁美洲女性在農業勞動力中的占比統計，因為該項統計稱這個比例隻有16%，低得荒唐。
多斯指出，拉丁美洲的農村婦女“可能會回答說‘家’是她們的主要責任，即便她們實際上從事繁重的農活”。
但是，即使我們打算在計算女性農業勞動力時填補所有這些性别數據缺口，我們仍然不知道有多少餐桌上的食物是由女性生産的。
這是因為女性的投入無法匹配男性的産出：總體而言，女性在農業上的生産率低于男性。
這并不是說她們沒有那麼努力工作，而隻是因為農業（從工具到科學研究，再到發展舉措）是圍繞着男人的需求設計的，這導緻她們在勞作中的産出較少。
多斯寫道，事實上，考慮到女性的各種制約因素（無法獲得土地、信貸和新技術，外加她們的無償工作職責），“如果她們能夠生産超過一半的糧食作物，那才令人驚訝”。
聯合國糧農組織估計，如果女性能像男性一樣獲得生産資源，她們在農地的産量将增加30%。
[19]但她們無法獲得。
與犁的引入相似，現代一些“省力”設備可能更準确地說應該叫“男性省力”設備。
例如，2014年在叙利亞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雖然機械化農業的引入确實減少了對男性勞動力的需求，讓男性有更多時間“在農業之外尋找薪酬更高的機會”，但它實際上增加了“對女性勞動密集型工作的需求，比如插秧、除草、收割和加工”。
[20]相反，在土耳其，一些農業任務機械化之後，婦女在農業勞動中的參與減少了，“因為男人占用了機械”，也因為婦女不願意使用機械。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教育和社會文化準則，但也“因為機器不是為婦女設計的”。
[21]
體力勞動工具可以讓男人受益，卻讓女人付出代價。
以所謂的“推廣服務”（旨在向農民傳播以科學為基礎的實踐，從而提高其生産力的教育項目）為例，從曆史上看，推廣服務對女性并不友好。
根據糧農組織1988至1989年的一項調查（僅限于實際擁有性别分列數據的國家），所有推廣服務中隻有5%是針對婦女的。
[22]盡管自那時以來情況略有改善，[23]但仍有許多當代發展舉措忘了将婦女包括在内[24]——往好了說，這些舉措無濟于事，往壞了說，它們會将女性推向不利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