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服務（美國每9個65歲及以上的人中就有近1個被診斷出患有這種疾病）。
這項工作的估值為2180億美元，[7]或者如《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所說，“是沃爾瑪2013年銷售額的近一半”。
[8]
2015年，墨西哥的無償照護和家務勞動被估值達到GDP的21%，“高于制造業、商業、房地産、礦業、建築、運輸和倉儲業”。
[9]而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發現，無償育兒工作實際上應被視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産業，創造了（以2011年的價格計算）3450億美元的收入，“幾乎是正規經濟中最大的産業——達到了金融和保險服務業的3倍”。
[10]在這項分析中，金融和保險服務甚至連第二位也沒排上；它們被“其他無償家政服務”擠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你會注意到這些都是估值。
隻能如此，因為目前沒有一個國家在系統地收集這些數據。
而且這并不是因為沒有辦法做到。
在衡量女性無償工作的數量時，最常見的方法是時間使用調查。
每個人都被要求對其一天的活動做一個時間日志——在做什麼，在哪裡，和誰一起做。
獲獎經濟學家南希·福爾布雷寫道，正是由于這種形式的數據采集，我們現在才知道，“在幾乎所有國家裡，女性都承擔了特别多的非市場工作，而且總體而言，她們的工作時間往往比男性更長”。
标準的時間使用調查主要是用來衡量一些具體活動，如做飯、打掃房間或喂孩子等。
[11]因此，它往往不能反映随叫随到的責任，例如孩子睡着時必須時不時瞄一眼，或者在你忙着做其他事情的同時還得照顧患重病的成年人——這是另一個數據缺口。
明确針對這類責任的時間使用調查顯示，盡管“随叫随到照護”的換算工資非常低，但其市場價值是巨大的，[12]可是與出行數據一樣，在統計個人和休閑數據時，照護工作往往被遺漏。
[13]福爾布雷指出，在博茨瓦納進行的多項針對以家庭為基礎的艾滋病護理研究顯示，“估計每位照護者每年的服務價值約為5000美元，如果将這一數字包括在内，将大大增加對醫療保健總支出的估值”。
[14]
好消息是，許多國家的這類調查都在逐漸增多。
福爾布雷寫道：“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進行了87次以上的此類調查，超過了整個20世紀的總數。
”但是，還有很多國家仍然缺乏可靠的時間利用信息。
[15]而且，衡量女性的無償工作仍被許多人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額外勞動：[16]澳大利亞原定于2013年進行的時間使用調查被取消，這意味着澳大利亞最新的可用數據來自2006年。
[17]
科伊爾告訴我，她“難免會懷疑，最初決定不去計算家務是受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性别成見的影響”。
她的懷疑似乎是完全合理的，這不僅僅是因為當初排除女性工作的理由是如此站不住腳。
随着維基百科和開源軟件等數字公共産品的興起（它們正在取代百科全書和昂貴的專有軟件等付費産品），無償工作開始被視為一種經濟力量——一種應該加以衡量并納入官方數據的力量。
在家做飯和在家開發軟件有什麼區别？前者主要由女性完成，後者主要由男性完成。
經濟學教授休·希梅爾維特寫道，未能獲得所有這些數據的結果是，女性的無償工作往往被視為“一種可剝削的無成本資源”。
[18]因此，當各國試圖控制支出時，最終往往是女性為此付出代價。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英國在公共服務領域進行了大規模削減。
2011年至2014年間，兒童中心預算被削減了8200萬英鎊，2010年至2014年間，285家兒童中心要麼合并，要麼關閉。
[19]從2010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預算減少了50億英鎊，[20]社會保險金被凍結到低于通貨膨脹率，并設置了一個家庭的最高限額，而領取照護者津貼的資格取決于收入門檻，這個門檻卻又跟不上國家最低工資的增長。
[21]多麼可愛的省錢招數。
問題是，這些削減與其說是節約，不如說是将成本從公共部門轉嫁到了婦女身上，因為畢竟這些工作仍然需要有人去做。
據女性預算組織估計，[22]到2017年，由于公共開支削減，在英國50歲以上的人中，每10個人裡就有1個人（186萬）的護理需求得不到滿足。
這些需求基本上已成為婦女的責任。
削減開支也導緻女性失業率上升：到2012年3月，即緊縮政策實施兩年後，女性失業率上升了20%，達到113萬，是25年來的最高數字。
[23]與此同時，男性失業率幾乎與2009年經濟衰退結束以來的水平持平。
英國公共服務業總工會發現，到2014年，女性就業不足的人數增加了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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