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的就業機會将高達後者的4倍”。
[70]在美國，三分之二新創造的護理工作崗位将提供給女性，而在新創造的建築行業崗位中，這一比例僅為三分之一。
[71]這項投資将使女性就業率提高多達8個百分點，将性别就業差距縮小一半。
[72]在英國，這一投資将使男女就業差距縮小四分之一（鑒于緊縮政策對女性就業的打擊最為沉重，這一修正不可小觑）。
[73]
除了通過積極為女性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來增加女性的有償就業（從而增加國内生産總值）外，投資于社會基礎設施還可以通過減少女性不得不從事的無償勞動來增加女性的有償就業。
有3到5歲子女的英國母親，其就業率比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低6%。
2014年，有41%育有4歲以下孩子的母親從事全職工作，而無子女女性和父親的這個比例分别為82%和84%。
[74]這種性别差異部分源于社會期望——母親是主要照護者（不平等的産假和陪産假津貼等法律規定鞏固了這種期望）。
但也有性别收入差距方面的因素：對許多異性戀夫婦來說，女性減少工作時間在經濟上是合理的，因為女性往往是收入較低的一方。
此外還有照顧孩子的費用。
英國教育部最近的研究發現，54%不外出工作的母親表示，“如果能獲得方便、可靠、負擔得起的托兒服務”，她們願意出去工作。
[75]但總的來說，她們得不到。
在過去的10到15年裡，英國的兒童保育費用已經超過了一般的通貨膨脹率，[76]英國父母在育兒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淨收入的33%，而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是13%。
[77]因此，英國各社會經濟階層對兒童保育服務的接受程度極不平等（特别是與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相比），也就不足為奇了。
[78]這也對女性的有償就業産生了連鎖反應：29%的英國女性（在中低收入母親中這一比例升至近50%）告訴麥肯錫公司，“生完孩子後重返工作崗位在經濟上是不可行的”，這麼說的女性是持同樣觀點的男性的2倍。
[79]
紐約州的情況類似，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發現，紐約是美國育兒成本最高的一個州。
[80]美國進步中心發現在紐約市長引入普遍學前教育之前，“在等待兒童保育援助的紐約家庭中，超過三分之一失去了工作或無法工作”。
在幼兒園面臨資金大幅削減的洛杉矶，估計有6000名母親将放棄大約150萬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年損失的工資總額達2490萬美元。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
一項研究發現，如果有持續的兒童保育服務，母親保住工作的可能性會增加1倍。
另一項研究發現，“政府資助的學前教育項目可以使母親的就業率提高10%”。
[81]1997年，魁北克省政府做了一個嘗試，為兒童保育服務提供補貼。
在出台補貼機制後，兒童保育費用下降了。
到了2002年，育有至少一個1到5歲子女的母親的有償就業率增加了8%，她們的工作時間每年增長了231小時。
[82]此後其他幾項研究發現，提供公共托兒服務與女性有償就業率提高“密切相關”。
[83]
将兒童保育工作從一種主要是無償的、女性化的、無形的勞動形式轉移到正規的有償工作場所，是一種良性循環：如果育有5歲以下子女的婦女從事全職工作的人數再增加30萬，估計将增加15億英鎊的稅收。
[84]婦女預算組織估計，增加的稅收收入（連同減少的社會保障福利支出）将能抵銷每年兒童保育89%至95%的投資。
[85]
這可能是一個保守的估計，因為它的基礎是當前的工資水平——就像适當的帶薪陪産假一樣，公共資助的兒童保育也被證明可以縮小兩性薪酬差距。
在丹麥，從26周到6歲的所有兒童都有資格享受全日制托兒服務，2012年該國的兩性工資差距約為7%，而且自2009年以來一直在縮小。
而在美國（多數地區直到孩童5歲才提供公立托兒服務），2012年的兩性薪酬差距幾乎是這個數字的2倍，而且一直沒有改進。
[86]
我們往往認為，女性所做的無償工作隻是個别婦女為了個人利益而照顧家人的個人行為。
但事實并非如此。
婦女從事的無償工作是整個社會所依賴并從中受益的工作。
當政府削減我們所有人用稅收支付的公共服務時，對這些服務的需求并不會戛然而止。
這些工作隻是簡單地轉移到了婦女身上，随之而來的是對婦女有償勞動參與率和國内生産總值的負面影響。
因此，女性所做的無償工作不僅僅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它被編織進我們所創建的系統中——它也可以很容易地從這個系統中剝離出來。
我們需要的無非是主動開始收集數據，然後圍繞現實、而不是基于男性偏好來設計我們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