償工作時間。
日本也有一個類似的夫妻減稅政策，同樣是偏袒男性一方。
自1961年以來，隻要配偶的收入不超過103萬日元（約1萬美元），“戶主”（通常是男性）就可以“申請38萬日元（3700美元）的減稅”。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從事兼職工作并刻意減少工作時間，以确保獲得稅收減免優惠”。
[26]
另一個稍許不同的例子是隐性性别偏見，阿根廷的稅收系統為全職雇員提供的退稅是自由職業者的近4倍。
這當中也隐含着性别因素，因為男性更有可能在正式經濟中就業，而女性更有可能在非正式經濟中從事自由職業。
[27]所以稅收系統本質上是暗中給予男性比女性更高的退稅。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稅收制度歧視女性，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我們沒有系統地收集稅收制度如何影響女性的數據。
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性别數據缺口。
歐洲議會2017年的一份報告稱，稅收對女性的影響是“一個研究不足的領域”，該報告呼籲在這個問題上提供更多按性别分類的數據。
[28]就連西班牙、芬蘭和愛爾蘭等已着手從性别角度分析其預算編制的國家，通常也隻關注支出，而不是稅收。
在歐盟，奧地利“是少數幾個為稅收制度制定了具體目标的政府之一，這些目标包括促進在男女之間更平等地分配有償和無償工作、提高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縮小兩性薪酬差距等”。
與此同時，2016年對歐盟成員國的一項調查發現，隻有芬蘭和瑞典實行了嚴格的個人所得稅制度。
[29]
稅收體系的女性問題是“家庭資源在兩性之間平等分配”這種僵屍假設所無法解釋的：它包含了稅收理論本身——至少在目前的形式上是如此。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政府對稅收作為資源再分配手段的興趣減弱，更多地将稅收視為對潛在增長的阻礙，必須遏制。
其結果是降低了對資本、企業和高收入者的征稅，增加了稅收漏洞和激勵措施，從而使跨國公司和超級富豪能夠避稅和逃稅。
這樣做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扭曲原本有效的市場過程”。
[30]
當性别問題進入這個框架的時候，人們考慮的完全是稅收可能阻礙婦女參與有償勞動，進而損害經濟增長。
而人們沒有考慮到的是，一個如此狹隘地專注于促進“增長”的稅收體系是如何以犧牲女性的利益為代價來造福男性的。
由于兩性薪酬差距，削減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給男性帶來了特别多的好處。
出于同樣的原因，世界上大多數女性都無法利用一名昂貴的會計師得知各種稅收漏洞。
财富稅和資産稅的減少（或不執行）也給男性帶來了特别多的好處，因為男性更有可能控制這些資源。
[31]
但這不僅僅是讓男性相對女性更容易受惠。
這些偏向男性的福利實際上是以女性為代價的，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女性必須用她們的無償照護工作來填補由此産生的服務缺口。
2017年，英國婦女預算組織指出，緊縮措施對英國女性的影響尤為嚴重，“到2020年，稅收優惠極大地偏向男性，每年會給财政部帶來440億英鎊的損失”。
[32]其中包括削減90億英鎊的燃油稅和酒稅，削減130億英鎊的公司稅，以及提高所得稅和國民保險起征點造成的220億英鎊的損失。
這些稅收優惠加在一起，比每年削減的社會保障支出總額還要多——這清楚地表明，這并不是資源的問題，而是（性别）優先支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