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避稅技術加劇了低收入國家的低稅收問題：跨國公司經常“通過談判獲得免稅或激勵措施，以此作為将業務帶到發展中國家的條件”，估計每年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約1380億美元的收入損失。
有觀點認為，隻有允許大型企業在剝削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卻不繳納任何稅，才有可能吸引它們進入發展中國家……不過情況并非如此。
經合組織發現：“這種激勵措施很少是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主要原因。
”[33]另一方面，婦女的廉價勞動力無疑有着相當大的吸引力。
然而，這種稅收制度有時“會被國際金融機構作為條件強加給發展中國家”。
[34]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估計，發展中國家每年因避稅計劃損失2120億美元，遠遠超過它們從援助中獲得的金額，這與英國的稅收優惠超過支出削減的速度相呼應。
[35]全球未記錄的離岸金融财富中，超過三分之一被認為秘密存放在瑞士。
瑞士最近面臨着聯合國關于“其稅收和金融保密政策對全球女性權利造成影響”的質疑。
[36]經濟和社會權利中心2016年的一份分析報告發現，跨國銅業公司——比如總部位于瑞士，在贊比亞設立礦場的嘉能可公司——因避稅而導緻業務所在國損失的資金，本可以為該國60%的衛生預算提供資金。
該中心還估計：“僅在瑞士一家銀行分行持有的資金，就導緻印度政府損失了12億美元的直接稅收收入，這些資金相當于（印度）2016年婦女權利支出的44%，印度政府以及該國社會總支出的6%。
”[37]
政府需要錢，所以它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彌補這些損失。
其中許多國家轉向消費稅，因為消費稅容易征收且難以逃避。
低收入國家“約三分之二的稅收收入來自增值稅等間接稅，四分之一多一點來自所得稅”。
[38]國際勞工組織最近的一項分析發現，138個政府（93個發展中國家和45個發達國家）正計劃主要通過增值稅的形式，增加和/或擴大消費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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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增長也特别影響婦女，不僅是因為她們在窮人中的比例過高（越是貧窮的人，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例越高），還因為她們往往承擔着購買食品和家庭用品的責任。
而且，由于女性的有償勞動供給更具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别薪酬差距），增加增值稅可能會迫使女性花更多時間從事無償勞動，以便在家庭中生産出她們本可以在市場上購買的産品。
由于總體上缺乏具體消費稅稅率和免稅額對不同性别影響的研究，決定哪些産品可以增加增值稅、哪些不可以的分配往往不顧及性别，從而加劇了這一問題。
[40]一般被視作“必需品”的産品是不會有增值稅的，所以在英國食物免稅，因為它被認為是必需品，而iPhone沒法免稅，因為它們不算必需品。
但是，一個女人的必需品也許就是另一個男人眼中的奢侈品，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在開展運動，努力讓男性主導的立法者認識到衛生用品不是奢侈品。
在一些國家，她們甚至已經取得了成功。
很明顯，世界各地的稅收制度——表現為市場驅動力的客觀涓滴效應——具有強烈的性别影響。
它們是建立在不按性别分類的數據和男性默認思維的基礎之上的。
再加上我們對國内生産總值和公共支出采取了無視女性的視角，全球稅收體系不僅未能減輕性别貧困：它們還在推動這一趨勢。
如果世界希望終結不平等，我們就需要把采用基于證據的經濟分析作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