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兩章所述，政府思維中存在着巨大的性别數據缺口，導緻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男性為中心，且損害了婦女的利益。
之所以出現這些數據缺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未能收集到數據，但同時也是因為男性在世界各國政府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雖然我們未必認為男性主導的政府本身就是一個性别數據缺口，但至少有證據表明，女性視角是很重要的。
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頭10年的幾項美國研究發現，女性更有可能将女性議題作為優先事項，更有可能支持發起女性問題法案。
[1]在英國，最近一項對女性議員自1945年以來在議會産生影響的分析發現，女性更有可能談論婦女問題以及家庭政策、教育和照護的問題。
[2]一項分析[3]研究了1960年至2005年間19個經合組織國家[4]的女性代表及其産生的影響，發現女性政治家更有可能着手處理涉及女性的問題。
經合組織的研究還發現，女性的言論會轉化為行動。
由于希臘、葡萄牙和瑞士的女性政治代表人數增加，這些國家的教育投資也有所增加。
相反，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随着愛爾蘭、意大利和挪威女性議員的比例下降，這些國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應下降”。
研究發現，哪怕隻增加1%女性議員，也會增加教育支出的比例。
同樣，2004年印度對西孟加拉邦和拉賈斯坦邦地方議會的一項研究發現，為婦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就能增加與婦女需求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
[5]2007年一份對1967年至2001年印度女性政治代表的研究論文也發現，女性政治代表人數增加10%，“個人在城市地區接受小學教育的可能性”就會增加6%。
[6]
簡而言之，幾十年的證據表明，婦女參與政治對所通過的法律造成了切實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也許，隻是也許，伯尼·桑德斯的話并不正确，他的話是：“有人說，‘我是女人！投票給我！’光這麼說可不夠。
”問題不在于是否有人認為這麼說就夠了，而是在于恰恰沒人這麼說。
另一方面，很多人似乎認為候選人是女性就足以成為不投她的理由。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不久，《大西洋月刊》公布了一個由尚未做出決定的選民組成的焦點小組的投票結果。
[7]他們的主要結論是，希拉裡·克林頓未免太有野心了。
這不是一個開創性觀點。
從安妮·阿普爾鮑姆（“希拉裡·克林頓非同尋常的、非理性的、壓倒性的野心”[8]），到好萊塢大亨、民主黨捐款人、“克林頓的昔日盟友”[9]戴維·蓋芬（“天知道，還有比希拉裡·克林頓更雄心勃勃的人嗎？”[10]），再到科林·鮑威爾（“肆無忌憚的野心”[11]）和伯尼·桑德斯的競選經理（“不要為了滿足國務卿的野心而破壞民主黨”[12]），當然，還有老熟人朱利安·阿桑奇（“被她的野心所吞噬”[13]），我們似乎都能在一件事上達成共識（在這個兩極分化的時代裡，這一點殊為難得），那就是希拉裡·克林頓的野心是不體面的。
事實上，這種比喻極其普遍，以諷刺新聞著稱的《洋蔥報》因此發表了一篇題為《希拉裡·克林頓野心太大，不可能成為首位女總統》的文章。
[14]
要想成為第一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地位的女性，确實需要非凡的雄心壯志。
但你也可以說，對于一個之前沒有任何政治經驗的失敗商人和電視名人來說，競選世界上最高的政治職位，同樣是相當有野心的——然而，當談到特朗普時，野心并不是一個肮髒的詞。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副教授羅道夫·門多薩-丹頓從認知角度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克林頓的野心是“病态的”。
[15]她“正在逐漸進入一個人們心目中與男性緊密相連的領域”。
他解釋說，結果選民們把她的參選看作對規範的冒犯。
門多薩-丹頓寫道，冒犯規範“就是會令人厭惡，而且通常與強烈的負面情緒聯系在一起”。
一個有權勢的女人被視作對規範的冒犯，其背後原因可能非常簡單：這是性别數據缺口的結果。
我個人從小到大都堅信一個神話，那就是女人……有點一無是處。
沒錯，這部分是因為女性在媒體上的形象如此（消費主義、瑣碎、非理性），但也是因為女性在媒體上出現得太少了。
和很多女孩一樣，我通過幾乎完全沒有女性的課程、新聞媒體和流行文化接受了這樣的一種熏陶：輝煌不會屬于我。
我沒有在媒體上看到任何我可以仰視的女性（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我沒有接受過關于女性政治家、女性活動家、女性作家、女性藝術家、女性律師和女性首席執行官的教育。
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我崇拜的人都是男人，所以在我看來，權力、影響力和野心都等同于男性。
老實說，我覺得我也曾經反感冒犯規範。
我曾發自内心地認為女老闆過于有野心——我們都知道，“野心”是婊子的代名詞。
令人不快的事實是，如果一個女人想當總統，她就會被認為不夠淑女。
201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政治家，都被認為是在追逐權力，但這一點隻對女性政治家構成問題。
[16]與此類似的是，門多薩-丹頓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語境決定了人們如何判斷男人和女人的“過分自信”程度。
[17]在一個老套的“男性”語境中（汽車修理工、華爾街、美國總統），即便說的話完全相同，女性也被認為比男性表現得更過分自信。
同時，當男人置身于“女性”的語境下（比如選擇窗簾、計劃孩子的生日派對），如果他表現得過分自信，雖說有點怪，但尚可接受。
但女人在任何語境下都表現出過分自信則是絕對不可以的。
過分自信的女人是盛氣淩人的。
心理學教授蘇珊·菲斯克和米娜·奇卡拉寫道，女性性别被視為尋求職業權力的社會阻礙，部分原因在于社交權力（被解讀為溫暖和關懷）是女性“放棄與男性競争的安慰獎”。
[18]因此，社交權力與職業權力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如果一個女人想要被認為在工作上有能力，她就必須放棄被視作一個溫暖的人。
但那又怎樣。
别人不喜歡你，覺得你冷淡。
忍着呗。
再抱怨就回廚房去，對嗎？
不對。
這是在假設男人也會因為被認為冷淡而面臨同樣的困境。
但他們沒有。
2010年的研究不僅發現人們會覺得女性政治家不夠關心體貼，還發現這種認知在男性和女性之中都會激發出道德憤慨，他們都會用輕蔑、憤怒和/或厭惡的眼光看待這些女性。
而男性的待遇則不是這樣。
牛津大學實驗心理學副教授莫莉·克羅克特對這種差異做出了解釋：冷漠無情對女性而言是一種違反規範的行為，對男性則不是。
她告訴我：“有這樣一種預期：通常而言，女性比男性更親近社會。
因此，女性一旦偏離了所謂的‘道德’立場（無論這種立場多麼不合邏輯），都會讓我們更加驚詫。
”
考慮到在這些問題上，性别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你會希望這個研究領域可能扭轉性别數據缺口的趨勢。
但它沒有。
所以可以料想，當我看到2017年1月發表的一篇論文——《面對排斥：被感知到的面部友善度和能力會影響社會排斥的道德判斷》[19]時是多麼激動。
鑒于菲斯克和奇卡拉關于女性的溫情/能力權衡的研究結果，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