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應該是非常有用的。
正如作者所解釋的那樣：“人們對社會排斥的道德判斷會受到面部特征的影響，這對群體間研究具有不小的意義。
”也就是說，人們在判斷某人受到排擠和欺負是否公平時，可能會受到受害者外表影響。
确實。
遺憾的是，該研究的作者“隻因測試效率的問題而隻使用了男性面孔”，使得該研究對受這一問題影響最大的群體——女性而言完全沒有價值。
菲斯克和奇卡拉解釋說，性别“是一個突出的，也許是最突出的社會類别”，關于性别的刻闆印象通常是直接和無意識的：“僅僅看到一個女人，就可以根據具體情境，立即引出一組特定的相關特征和歸因。
”不過，至少研究測試還是有效的。
克羅克特說：“有關道德的文獻中對性别議題的關注如此之少，着實令人震驚。
”但另一方面，也許并不是這樣：克羅克特告訴我，對道德的研究，“其真正目的是試圖揭示人類的普遍性”。
當然，當她提到“普遍性”的時候，我的腦海裡開始響起男性默認思維的警鐘。
克羅克特繼續說，道德領域的許多學者“在對錯問題上都擁有平等、實用和不偏不倚的觀點”，他們可能會将這些準則“強加到我們所做的研究中”。
這下警鐘響得都要從牆上掉下來了。
但她接下來說的事情，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一個怎麼說也有50%是女性的世界裡，男性默認思維是如此普遍。
她解釋說，假設我們自己的經曆與人類的總體經曆一緻，“是人類心理的一個特征”。
這是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概念，有時被稱為“樸素實在論”（naiverealism），有時被稱為“投射偏差”（projectionbias）。
本質上，人們傾向于認為我們自己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是典型的。
這很正常。
而對白人男性來說，這種偏見肯定會被文化放大，因為文化會把他們的經驗投射回去，使其看起來更加典型。
隻要你願意，這種投射偏差還會被确認偏差（confirmationbias）進一步放大。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僞裝成性别中立的男性偏見如此普遍。
如果大多數掌權的人都是男性——确實如此——那麼大多數掌權的人隻是沒看到這一點。
男性偏見在他們看來隻是常識。
但“常識”實際上是性别數據缺口的産物。
将男性偏見誤認為是公正的、普遍的常識，意味着當人們（男人）遇到有人試圖公平競争時，他們往往看不到更多的東西（也許是因為他們把這種意圖解讀為偏見）。
2017年的一篇論文發現，白人男性領導人因倡導多元化而受到嘉許，女性和少數族裔領導人卻因此受到懲罰。
[20]其部分原因在于，通過倡導多元化，婦女和少數族裔讓白人男性意識到，這些婦女和少數族裔領導人……真的是婦女和少數族裔。
因此，所有與之相關的刻闆印象都變得突出：專橫、武斷、冷漠等。
相反，少數族裔和女性領導人“被認為不積極參與或倡導多元化時，卻可以避免負面的刻闆印象”。
最後，經驗證明大多數女性（即使她們自己不承認）都知道，至少是隐晦地知道這一點：通過配合父權制，女性能獲得短期的個人利益。
隻不過這當中存在一個小問題，那就是能獲益多久不由自己做主。
研究發現，參與倡導多元化的行為會提醒人們注意到對方的女性性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桑德斯認為希拉裡·克林頓隻不過是在說“投我一票，我是女人”——而數據顯示，她肯定沒有這麼做。
新聞評論網站Vox的記者戴維·羅伯茨對希拉裡演講的詞頻分析顯示，希拉裡“主要談論的是工人、就業、教育和經濟，而這些正是她被指責忽視的東西。
她提到就業的次數達到近600次，對于種族主義、婦女權利和堕胎，則分别提到幾十次”。
美國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在《倫敦書評》關于這次選舉的文章中指出：“人們總以為她一直在談論自己的性别，但事實上是其他人對此喋喋不休。
”[21]
所有這一切意味着，從更高的層面上來說，民主不是一個公平的競技場：它對參選婦女有偏見。
出現這種問題，是因為男性和女性立法者不可避免地會賦予政治不同的視角。
女人的生活與男人的不同，因為畢竟生理性别和社會性别不同。
他們的待遇不同。
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體驗世界，這導緻了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優先事項。
就像一個男性主導的産品開發團隊一樣，一個由男性主導的立法機構也會因為性别數據缺口而導緻其無法充分地為女性公民服務——世界上大多數政府都是男性主導的。
截至2017年12月，女性在世界各國議員中平均占23.5%，但這個數字中隐藏着顯著的地區差異：北歐國家的議會中女性平均占41.4%，而阿拉伯國家的議會中女性平均占18.3%。
[22]在31個國家中，女性占議員總數的10%或更少，其中4個國家根本沒有女性議員。
而大多數國家幾乎沒有采取什麼措施來彌補這種情況。
2017年，英國婦女與平等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就政府增加女性在議會中的席位提出了6項建議。
[23]這些建議均遭到拒絕。
[24]當中一條是政府允許地方選舉和大選一樣出現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并延長其合法時效——目前是到2030年。
在英國體制下，每個政黨為每個選區舉行一次内部選舉，以決定哪位候選人将代表他們參加大選。
如果一個政黨想要确保其大選候選人是一位女性，在這些内部選舉中就會使用全女性候選人名單。
在1997年的選舉中，英國首次使用了全女性候選名單指标。
1997年1月，英國議會女議員比例的世界排名與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安哥拉并列，[25]以9.5%的占比同列全球第五十位。
但是，到了同年12月，英國的排名突然上升到了第二十位，因為在5月英國舉行了大選。
而在那次選舉中，英國的主要反對黨工黨首次使用了全女性候選名單。
其效果是戲劇性的。
工黨下議院女議員的人數從37人躍升到101人（女性下議院議員的總體數量從60人上升至120人）。
在2017年英國大選中，工黨使用全女性候選名單獲得了50%的可選席位，該黨派出的候選人中有41%是女性。
托利黨和自由民主黨都沒有使用全女性候選名單，女性候選人各占29%。
英國下議院目前（2018年）的女性比例為32%，在全世界排第三十九位——位置有所下降，一方面是其他國家追趕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因為占優勢地位的保守黨仍未使用全女性候選名單（工黨中的女性下議院議員占比為43%，而保守黨隻有21%）。
很明顯，工黨使用全女性候選名單後顯著增加了女性議員的比例。
因此，政府拒絕将其合法性延長至2030年以後，無異于複辟英國民主中的男性偏見。
也許他們還沒有讀過女性政治家對立法影響的數據。
抑或他們恰恰已經讀過。
英國政府拒絕将全女性候選名單适用範圍擴大到地方選舉，這更令人費解，因為女性在地方政府中的代表比例更低。
英國權力下放的趨勢意在将權力還給地方社區（地方政府每年獲得940億英鎊經費，在提供女性特别依賴的服務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
但由女性慈善機構福西特協會委托撰寫的2017年報告表明，權力主要還給了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