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的嚴重性。
而現有的數據很不樂觀。
隻有2名女性擔任過首席談判代表，隻有1名女性作為首席談判代表簽署過最終的和平協議。
[9]要在沖突之後的環境中執行與女性權利相關的政策，資金還是相當“不足”，[10]在基本要求方面——将女性納入所有代表團——取得的進展也是如此。
[11]在一些領域我們甚至倒退了：2016年簽署的和平協議中，隻有一半包含了針對性别的條款，而2015年簽署的和平協議中有70%。
在2017年6月的阿富汗和平談判中，女性在談判者中占6%，在調停者中占0%，在簽署方中也占0%。
2016年至2017年為什麼發生突然逆轉，還沒有相關的因果數據，但在2014年紐約國際和平研究所舉行的關于女性、和平與安全問題的非正式圓桌會議上，一名與會者提供了線索。
這位參與者稱：“聯合國和其他權力掮客都屈從于不讓女人進入會場的要求。
當地政府如果說‘我們不要女人’，國際社會就會妥協說‘好吧’。
”[12]和災後重建的情況一樣，這類和平談判給出的排擠女性的理由各不相同（文化敏感性、加入婦女會拖延談判、達成協議後反正還能再把女人加進來），但都可以歸結為幾百年來一直用來哄騙婦女的那句話：革命後我們再來找你。
這顯然是性别歧視的一種表現，說明在這個世界上，人們認為女性的生命不如“人類”的生命重要，而“人類”指的是男性。
但是國際機構将聯合國安理會第1325号決議随随便便扔出窗外，就不僅是性别歧視，還是愚蠢之舉。
婦女參加談判不僅使協議更有可能達成，[13]也使和平更有可能持續下去。
對1989年至2011年間簽署的182項和平協議的分析表明，當婦女參與和平進程時，協議至少持續兩年的可能性增加了20%，協議至少持續15年的可能性增加了35%。
[14]
這并不一定是因為女性更擅長談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與女性的談判目的有關。
克萊爾·卡斯蒂勒霍作為研究脆弱國家的治理和權利方面的專家，曾指出：“女性常将男性精英向來忽視的重要問題提上和平建設的議程”，比如程序和機構的包容性、可得性，以及地方和非正式領域的重要性。
[15]換句話說，和以往一樣，女性的存在填補了數據缺口——而且是重要的缺口。
最近的量化數據分析發現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那些視女性為二等公民、将其排除在權力崗位之外的國家不太可能實現和平。
[16]換句話說：縮小性别數據缺口确實對每個人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