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住房政策中心的研究人員喬安妮·布雷瑟頓解釋說，女性實際上“遠比男性更容易無家可歸”，[67]而在澳大利亞，“典型的無家可歸者”現在是“25至34歲的年輕女性，通常帶着孩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是為了逃避暴力”。
[68]但這一“社會問題的嚴重性”[69]被大大低估了——這個性别數據缺口在許多方面是研究人員對“無家可歸”的定義和評估方式所導緻的。
[70]根據加拿大可替代政策中心的說法，“關于無家可歸的許多研究（……）都缺乏基于性别的綜合分析”。
[71]
統計無家可歸者的方法通常是看使用無家可歸服務的人數，但這種方法隻有在男女具有同等使用服務可能性的情況下才有效，而事實并非如此。
因遭受家庭暴力而無家可歸的婦女，往往更可能去家庭暴力庇護所而不是無家可歸者庇護所。
在英國，這意味着她們不會被算作無家可歸人士。
[72]她們也可能和其他人一起生活在不穩定的環境中，“沒有自己的前門、隐私和生活空間，也無法進入擁有合法權利的住房”。
[73]正如最近英國各地“以性換房租”協議的興起，有時，她們會像難民營裡的女性一樣遭到性剝削。
[74]
加拿大的研究顯示，女性之所以會陷入這種不穩定的環境，是因為她們在官方安排的緊急住所中感到不安全，尤其是在男女混住的情況下。
[75]而且這些安全問題并不是女性憑空想象的：加拿大可替代政策中心稱女性在庇護所遭受的暴力程度“令人震驚”。
該中心的結論是，預想中“無論男女都能平等獲得”而且“不分性别”的服務，實際上會讓婦女面臨重大風險。
因此，女性無家可歸并不僅僅是暴力的結果：它是婦女遭受暴力的一個主要預測因素。
[76]美國的婦女選擇在簡陋的環境中生活，而不是住在她們認為危險的庇護所裡。
[77]Agenda是一個為處境危險的女性提供援助的慈善團體，該機構負責人凱瑟琳·薩克斯-瓊斯解釋說，在英國，無家可歸者服務機構“通常是為男人設立的”，“對于經曆過虐待和暴力的弱勢女性來說，這些地方可能令人害怕”。
[78]
然而，區分性别的物資供應不僅關乎安全，還關乎健康。
在英國，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可以（而且确實）向國家醫療衛生系統索要免費的安全套，[79]但不能索要免費的經期用品。
因此，庇護所隻能在碰巧有閑錢（不太可能）或者收到捐款的情況下，免費提供經期用品。
2015年，一個名為“經期無家可歸”的活動組織請求英國政府像提供安全套一樣提供經期用品。
[80]盡管在議會中提出了問題，但政府資金一直沒有到位，不過在2017年3月，該運動組織宣布與衛生巾品牌Bodyform合作，到2020年捐贈20萬包衛生産品。
[81]美國的活動人士取得了更大的成功：2016年，紐約市成為美國第一個在公立學校、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和懲戒所免費提供衛生棉條和衛生巾的城市。
[82]
女性難民也未能幸免于一種全球性的、長期的忽視：女性會來月經。
為這種基本需求提供的資金往往無法到位，[83]其結果是婦女和年輕女孩可能多年無法獲得經期産品。
[84]即使是在确實提供了衛生用品的地方，它們傳統上也是“為分發給家庭而設計的，沒有根據每個家庭中經期女性的數量進行調整”。
[85]在設計分發方式時也常常沒有考慮到月經的文化禁忌：他們指望女性能夠從男性員工手中或者當着男性家庭成員的面索取月經産品；[86]而且未提供适應不同文化的産品或處理方法。
[87]
這種供應方面的差距影響了女性的健康和自由。
一項研究發現，由于不得不使用不衛生的替代品（“破布、苔藓、床墊碎片”[88]），超過50%的女性“患有尿路感染，但往往得不到治療”。
[89]而且“由于對月經的羞恥感以及月經滲漏的風險”，女性的行動受到限制，無法“獲得食物、服務、信息，與他人互動”。
縮小性别數據缺口并不能神奇地解決女性面臨的所有問題，無論她們是否流離失所。
要想實現這個目标，需要對社會進行大規模重組，并結束男性暴力。
但是，認識到性别中立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這一事實，将是一個重要的開端。
而且如果有了按性别分列的數據，人們肯定更難堅持認為，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大可徹底忽視女性的需求，因為所有證據都證明事實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