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寒冷的一天，兩個人走着去哈梅林廣場。
哈梅林廣場并不是一個廣場，而是一個位于肯甯頓的湯勺形死胡同，而肯甯頓又是倫敦的一部分。
在泰晤士河以南，肯甯頓有大量的建築物，所有的公共綠地無不窄小、枯燥，或被鐵絲栅欄包圍着。
路倒是開闊、筆直，但多是布滿塵土的主幹道，有的主幹道兩旁是成排的别緻的按喬治王時代風格整齊排列着的房子。
肯甯頓還有不少小隧道和迷宮一般的建築群，年代各異，有喬治王時代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愛德華七世時代的，還有戰争時代的預制房，房子顔色是殘褪的粉和藍。
與這些小房子毗連的是高大的塔樓，那是些紀念碑式樣的長方形水泥建築，陽台和陽台一層層相疊，灰突突的，頂着天。
哈梅林廣場的房屋多是19世紀早期建好的，有着優雅的長條形窗戶，窗戶的面積随着三層樓從下往上依次遞減，地下室隻有經由階梯才能走進去。
這些房子都相當漂亮，但有一絲狹窄的感覺，路邊也有一些比較寬敞的以喬治王時代建築為模型的房子。
總體上這類房子在肯甯頓越來越少，它們以不同的狀态被翻新着，你會訝異它們的翻新狀況和修繕手段可以有天差地别的迥異差距。
有的房子被改造得極有中産階級品位，牆壁以明晃晃的白色粉刷，窗台上還添了花盆箱，門環換成了黃銅的，每一扇窗的窗簾都講求美觀；而有些房子則極其破敗，好像就快坍塌，松垮垮的金屬絲上挂着肮髒的網布窗簾，牆上的漆不是裂開就是像長了瘡疱。
有一兩間房子的顔色和其他房子比起來顯得特别刺眼和不協調，那是那種西印度風格的亮度極高的深藍色，再不就是李子皮那樣紫色粉色混合的顔色，又或是讓人忍不住口中發酸的綠色。
湯勺形的哈梅林廣場，其“勺碗”處的中心腹地是一塊泥地——不是草地，因為沒有綠草生長，那裡丢着兩個廢棄的車用嬰兒座椅，一塊黴爛的床墊，還有一件新的但血迹斑斑的亮粉色洋娃娃睡裙。
步行去哈梅林廣場的那兩個人腳程挺慢的。
弗雷德麗卡本來走路時總健步如飛，但她原本的大跨步被和她同行的那個人的拖拖拉拉阻礙了，兩個人一前一後，緩慢地走着。
弗雷德麗卡罩着一件長款的披風式黑色大外套，内搭灰色針織束腰上衣，腿上穿着綠色緊身褲，腳上是一雙黑色長筒靴。
她拿着一片暗金色的護胸甲，還有一塊有浮雕的盾牌，她看起來像是個不靈光的不列颠尼亞，又或是布裡托瑪耳提斯女神的鬼魂。
弗雷德麗卡的同行者穿着燈芯絨褲，藍色的連帽衫帽邊上是銀色的毛，頭上頂着一個巨大的金色頭盔。
頭盔的塑料系帶松脫了，頭盔總是滑下來牢牢地包住他的頭，所以每走幾步路，他就必須把滑落的頭盔又推回到頭頂上。
他手裡拿着一把柄上鑲着仿真珠寶的金色長塑料劍——他不是揮舞着劍，就是把劍放在地上拖着走，這把劍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了，所以讓他的速度被拖慢了不少。
如果弗雷德麗卡提出來要幫他拿劍，他就站着一動不動，固執地發脾氣，猛烈地搖頭，導緻頭盔滑落又把他的頭給裹住。
弗雷德麗卡是那種去哪裡都行色匆促的女人，速度像子彈上了彈道一般。
這種緩步慢行讓她感到不習慣。
如果不是因為母子之愛，她也不會甘願和兒子兩個人彳彳亍亍。
她調整着自己的步伐，以便和利奧的速度相諧。
利奧有那些愛生氣愛鬧别扭的脾性，而她作為他的母親，難道會沒有？她至今也沒有想出來要怎樣跟利奧提出搬家的建議。
她也記得自己在四歲的時候，自己腦袋裡急速回旋着的那些成年人的想法和知識根本就是亂成一團，沒有可解的方法，她那時也是無法和成年人溝通的。
她猜想利奧肯定也是一樣的——但是她對此也不确定。
利奧在托馬斯·普爾家住得很開心，他習慣了瓦爾特勞德·羅澤的照看，也喜歡有西蒙的陪伴。
可是他必須和弗雷德麗卡一起搬出來，不然弗雷德麗卡就沒辦法和他爸爸離婚。
弗雷德麗卡不知道一個人如何能背負着這麼濃厚的愧疚感繼續生活下去，而且她要怎樣把洶湧澎湃的情緒波動都處理好，怎樣能忍受自己？她對利奧說：“我們要不要試試看用橡皮泥把頭盔的系帶暫時粘好，這樣你走路就能看見路了。
”
“我搞不好随時都需要把頭盔戴好，以防敵人接近。
”
“我們就在街上把頭盔整理好吧，你就可以走得快一點。
”
“街上很可能有敵人，我想。
”他又揮舞起他的寶劍，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了。
弗雷德麗卡想：“如果我待會兒要去見的住在那棟房子裡的那個女人不喜歡利奧，那我肯定會讨厭死她吧。
”
她不曾擁有過任何女性友人。
讀小學和中學時，女同學都一緻反感她——那是因為她太過聰明。
這一點她可以接受，這是她意料之中應得的待遇，對她來說，這既是一種恭維，也是一種懲罰。
而劍橋則意味着男人——是她可以愛、可以交心的男人。
她們母子倆終于抵達了哈梅林廣場42号，這棟住宅剛好在“湯勺”的勺碗和勺柄的交接處。
看得出來房子經過了一番用心打理：大門新上了黑漆，窗戶都潔白幹淨，門前的磚塊都用新磚重鋪了一遍，對了，窗下沒有設置花盆箱。
踏上門前的台階時，弗雷德麗卡幫利奧拉着他頭盔上的系帶，按下門鈴後，利奧的頭盔又滑下來了。
阿加莎·蒙德出來迎接他們，打開門時，出現在阿加莎·蒙德眼前的，是把冬日豔陽擋在身後，兩個穿得烏漆麻黑卻金光閃閃的一大一小的兩個人——一個穿着靴子，一個戴着頭盔。
“快請進，”阿加莎·蒙德說，“我準備了茶。
”
阿加莎·蒙德住在這棟三層建築的頂上兩層。
她和弗雷德麗卡之前粗略的計劃是，弗雷德麗卡和利奧租住一層和地下室，租金不貴，附帶條件是她和弗雷德麗卡輪流帶孩子。
阿加莎住的那兩層樓可謂纖塵不染，窗簾和沙發顔色富麗，窗簾布上是威廉·莫裡斯設計的金色郁金香；白牆上釘着印制畫和油畫，有的是抽象畫，有的是19世紀的畫作，有的是多雷[1]為但丁的《神曲》所繪制的插圖，有的是約翰·馬丁畫的天堂光色、混沌世界和騷亂景觀，畫面上有一大群蜂擁的明亮的小天使，像螢火蟲一般簇擁飛着。
廚房中的白牆上有幾幅馬蒂斯的《爵士》印制畫，印制畫下方，是陶制的罐子、碗，賽巴迪牌的刀具，碗櫃上擺着一堆藍色與白色相間的舊碟子。
廚房的角落有一個兒童遊戲房，是一間結實的木制小屋，木牆上還精細地畫着紅色、白色的爬牆玫瑰和藍色的鬥草。
對弗雷德麗卡來說，這一切完全看不出來是阿加莎·蒙德忙活了一整個早上的大掃除的結果，也不知道這一切是否都是為了迎接自己而準備的。
弗雷德麗卡檢視着眼前的東西：裝着大小、深淺不一木制勺子的棕色瓶子；猩紅色挂鈎上潔白的擦拭杯盤用的毛巾；用了挺久但刮擦得很幹淨的砧闆；裝着咖啡豆、麥片、茶葉、紅糖、白糖的各種玻璃罐兒。
無論什麼都有着自然的感覺和順手的次序，打理這些用具的人應該挺自得其樂的。
廚房裡有兩扇窗，各帶百葉窗，一扇是翡翠色的，另一扇是天藍色的，配在一起叫人心曠神怡。
阿加莎·蒙德遞給弗雷德麗卡的茶，裝在一個舊的斯波德茶杯中。
給利奧倒的是鮮榨橙汁，還有一大片彎月形的餅幹，上面還用糖霜畫了一個笑臉。
拿到餅幹後，利奧才心甘情願把頭盔摘了下來。
他摘頭盔時，阿加莎的女兒莎斯基亞·蒙德——這個膚色深、瘦長結實的小姑娘出現了。
莎斯基亞穿着一條無袖的燈芯絨短連衣裙、緊身的藍色針織套衫和紅色褲襪，她從她的房間裡跑出來。
一進來，就和利奧面無笑容地互相對視了一陣子，後來才退回到各自母親的身邊。
兩個母親或者說兩個女人并沒有坐在沙發上，而是坐在堅硬的靠背椅上，與對方能隔多遠就隔多遠。
“我不能住在這兒，”弗雷德麗卡心中嘀咕着，“這樣子我過不下去。
我要不要現在就走？”
“我買這棟房子的時候，”阿加莎·蒙德開口了，“房子的價格很便宜，因為那時候的房子都沒什麼内部裝修。
從要買的時候，我就打算要和别人合住，所以在裝修時，就做了兩套獨立的内部家裝。
因此房子是兩套廚房，兩套衛浴，盡管都挺小，但都适用。
我搬進來之前也沒預期到我竟然可以——或者說我必須常常離家，事實上我眼下頻繁出差，跟我們教育部的一個委員會一起出公差。
我是在出差時遇到亞曆山大的，後來他跟我說了你的事，他還說我們兩個或許合得來。
”
阿加莎·蒙德的神情鎮靜且持重，她對弗雷德麗卡說話的時候，像和與會者開會的語氣。
阿加莎的五官勻稱，分布在恰當的位置，她的眼睛很大，深邃卻不是那麼溫情融融。
“于是，按照邏輯思維，我是這麼想的，”阿加莎·蒙德接着說，“兩個年紀相仿的女人利益相同——連孩子的年齡也一樣——或許真的可以達成一個雙方都滿意的安排，隻要我們兩個人都能把事情想清楚就好。
就算我們兩個不喜歡對方，也能有互不幹擾的防範措施。
比如說我們可以設定一套合理的公道的細則，防止我們一不小心觸犯了對方，令對方生厭。
我雖然從來沒有跟别人合住過，但我确信合住會敗在一些愚蠢的瑣碎的誤會上，而這些誤會一開始都是可以預見到的。
”
弗雷德麗卡對她所說的事情表示特别贊同。
“一旦一種協議或契約達成了，往後兩個人就很難對一些問題進行合理讨論。
”阿加莎·蒙德強調了這一點。
弗雷德麗卡看穿了：阿加莎實際上很緊張，她很顯然在應付着一個僵局。
同時，她也很擔心——為自己擔憂，也為她女兒擔憂。
弗雷德麗卡心想：“我不如就離開吧。
”弗雷德麗卡這才決定把自己的眼神從膝蓋上轉移到視線的水平位置，剛巧與阿加莎·蒙德的眼神相交，弗雷德麗卡發現自己的意圖也被阿加莎洞悉了。
“沒錯，我的确緊張，”阿加莎坦白了，“畢竟，不僅僅是我們兩個人，連我們的孩子也會牽扯進來。
但我覺得我的堅持是對的，如果你願意搬進來的話，得有一些細則。
”
“我現在必須搬出來。
”弗雷德麗卡突然丢出這麼一句，“我在現在那個地方住得沒什麼問題——從某種層面上來說，算是挺好的。
不過，如果繼續住在那裡的話，可能會對我的離婚産生不利影響。
我想我應該明确跟你說……我的收入并不多，但是我不想待在家裡當個保姆；我會分擔起對兩個孩子的照顧，當然我也必須工作，不然我會死掉。
”
“沒錯，我了解你的出發點，這就是我們得詳細研究的原因啊。
”
兩個人陷入了沉默。
阿加莎提出來要帶弗雷德麗卡看看空出來等待她們母子入住的兩層樓。
這兩層是整棟房子可居住空間的一半，第一層有兩個個人房間和一個廚房，地下室有一個客用卧房和另一個廚房。
無論房間還是擺設都以白色為主，翻修過的浴室，所有的牆壁，小廚房裡的勞作台，被木椅子環繞着的餐桌，都是白色的。
像手術室一樣白，而且沒有特色。
隻有地下室的地面是磨砂的，木制櫥櫃由罩光漆塗成了發亮的光澤面。
“我不願意把我的品位強加給任何一個住進來的人，所以家具都沒什麼顔色。
”阿加莎·蒙德說，“有時候一個人強烈的色彩傾向和色彩選擇會招緻别人的厭惡。
要是我們的生活中時時處處都充滿代表着别人喜悅和平靜的色彩，那該多叫人難以忍受啊。
“我覺得兩個家庭可以在同一屋檐下過着獨立的生活——但我也不排斥每周一起聚餐一次，或每兩周聚餐一次，這都可以以後再說；我想我們兩個母親需要和對方的孩子認識接觸，這都是為了以後能好好相處。
我還有一個會來我家的臨時保姆，有時候我晚上太忙，她就會過來幫忙帶孩子，她還能做些熨燙衣服、洗洗擦擦的事情；她的工錢我們可以商量着給，不一定要平均分攤。
我也不希望我們其中任何一方都把邀請對方用餐或分享任何東西當作是一種強迫……另外，關于借東西用這一點，我看我們也得格外留心——不過呢，在我看來，吸塵器倒是可以也應該在協議下共用——可能隻有吸塵器可以共用吧。
”
阿加莎·蒙德的話裡充滿了疑慮，弗雷德麗卡環視着空空蕩蕩的牆壁，還有白得晃眼的牆面瓷磚。
弗雷德麗卡可沒有任何一點打理家庭或料理家務的才華，她從來不做家務，也用不着做家務。
但利奧需要一個家。
阿加莎·蒙德的話除了充滿疑慮，還有擔憂和一種對高效率的準确感。
她畢竟是個公務員，她的脆弱隻體現在育兒的問題上。
“你會辦派對嗎？”弗雷德麗卡問。
“噢不，這是因為我不喜歡參加大的派對。
不過，我覺得，要是能提前協商好的話……”
弗雷德麗卡打斷了她：“我覺得這行不通。
我不應該來打擾，我看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不……”
她也想不到要怎麼形容自己的生活方式。
阿加莎·蒙德勸慰她說：“我都了解，我很了解……”
她們兩個的對話被樓上傳來的一陣尖叫淹沒了。
兩個女人，不約而同地，想象着兩個孩子在欺負對方，也在被欺負。
她們轉身跑上樓，她們是靈活的年輕母親。
莎斯基亞哭得很兇，一邊用手指頭指着兒童遊戲房，一邊圍着那個小木屋兜圈子。
小木屋裡面則是猛烈的敲擊聲，整個小木屋都在震動，好像快要爆炸了。
阿加莎對莎斯基亞說：“你被關在外面了？”弗雷德麗卡對利奧喊：“你被關在裡面了？”莎斯基亞好不容易停止了大哭，呼哧呼哧喘着氣說：“他被卡在小屋裡面了，我沒辦法把他弄出來。
”說完，又忍不住号啕大哭起來。
阿加莎蹲下身來，利奧被套在門邊，動彈不得——他的劍橫擺着，堵住了門框，他頭盔上的系帶纏繞着。
頭盔完全把他給悶在裡面，他的頭敲擊着門框，像一隻用頭攻擊玻璃窗的巨型甲殼蟲。
阿加莎好言相勸他站在那兒别動，先是把他的劍慢慢抽出來，接着，她一絲一絲地，調整着這具氣得發抖的小身體，讓他一點點地扭轉且終于擺脫了困境。
阿加莎接下來又教利奧怎麼在一個局促的密閉空間中摘掉頭盔，蠕動着脫身。
她示範着，戴上頭盔又摘下頭盔。
兩個孩子坐在母親懷裡，臉頰紅潤，神情沮喪地抽泣着。
“我烤了一個蛋糕，”阿加莎·蒙德說，“我們好好吃蛋糕吧。
”她終于露出了笑容，因為合住将會帶來的危險在此刻可以說是避免了。
蛋糕很漂亮。
那是一個烤成了金色的蛋糕，裡面有半透明的朱紅色櫻桃果凍層，蛋糕的造型是童話故事中漢塞爾和格雷特所遇到的糖果屋，茅草屋頂是巧克力糖霜喬裝的，藍色的小窗戶，黃色的磚牆。
一朵朵小花星羅棋布地在綠色的藤蔓上攀爬，藤蔓則蜿蜒纏繞于綠色的門扉上。
煙囪管帽是麥芽糖撚成的，相當有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建築特色，兩隻小鴿子栖在屋頂上。
利奧和莎斯基亞各拿了一塊，坐在兒童遊戲房裡吃——就算他們倆都進去了也不會擁擠。
當然，利奧把自己的頭盔、寶劍都放在小木屋外。
弗雷德麗卡穿梭在各個房間中，細看每一面壁爐牆上挂的畫作。
牆上挂着威廉·布萊克兩幅《保姆之歌》的複制畫，分别是收錄在《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中的不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