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想讓我去？”上學前的那晚，我問她。
“如果你不去，我就要進監獄了。
”她拿起一把刀，“你想要幾片？”
“兩片，”我回答，“那裡面有什麼？”
“罐頭牛肉，知足吧。
”
“可是，就算你進監獄也會出來的啊。
聖保羅就老是進監獄。
”
“我知道，”她把肉壓實了切，到我盤子裡的罐頭牛肉裡隻能滲出幾滴可憐的汁液。
“可鄰居們不知道。
把它吃了，别說話了。
”
她把餐盤推到我面前。
看上去很惡心。
“為什麼我們不能來點薯片？”
“因為我沒時間給你做薯片。
我的腳要泡，你的汗衫要燙，還有那麼多懇請禱告的請求要處理。
況且，我也沒土豆。
”
我走進起居室，想找點事情做。
我聽見母親在廚房裡扭開了收音機。
“現在，”有個聲音響起來，“是關于蝸牛家庭生活的節目。
”
我母親尖聲大喊。
“你聽見沒？”她把腦袋探出廚房門，對我說，“蝸牛的家庭生活，這就是《聖經》所言的‘可憎之物’，就好像在說我們是從猴子變來的。
”
我不禁多想了一會兒。
陰雨連綿的星期三晚上，蝸牛先生和蝸牛太太在家。
蝸牛先生靜靜地打着盹，蝸牛太太在讀一本關于問題小孩的書。
“醫生，我憂心忡忡啊。
他太安靜了，不肯從他的殼裡鑽出來。
”
“不是啦，媽媽，”我應了一聲，“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
”
可她沒在聽我說。
她又回了廚房，我聽得到她在找國際服務頻道，一邊擺弄旋扭，一邊喃喃自語地估摸着頻率數字。
我跟她走進去。
“世上是有魔鬼，可這個家裡沒有。
”她說着，凝視高懸在爐竈上的天主聖像。
那是幅九英寸見方的水彩畫，是斯普拉特牧師專為我母親畫的，就在他跟随榮光神聖征途團前往維岡和非洲之前。
那幅畫叫《天主喂鳥》，我母親把它挂在爐竈上方，是因為她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裡，忙這忙那，為廣大信徒服務。
畫已經顯舊了，天主的一隻腳上還有一小塊凝結的蛋黃漬迹，但我們不想剝掉它，生怕顔料也會跟着掉了。
“我受夠了。
”她說，“走開。
”
她又把廚房的門關上，還關掉了收音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