怩作态的雌性個體最終與之交配，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它放棄了同其他雌性個體交配的機會，而且向該雌性個體求愛時要消耗它許多時間和精力。
到它終于得以同某一具體雌性個體交配時，它和這個雌性個體的關系已經非常“密切”。
假使它知道今後它要接近的任何其他雌性個體也會以同樣的方式進行拖延，然後才肯交配，那麼，對它來說，遺棄該雌性個體的念頭也就沒有多大誘惑力了。
我曾在一篇論文中指出過，這裡特裡弗斯在推理方面有一個錯誤。
他認為，預先投資本身會使該個體對未來的投資承擔義務。
這是一種荒謬的經濟學。
商人永遠不會說：“我在協和式客機上（舉例說）已經投資太多，現在把它丢棄實在不合算。
”相反，他總是要問，即使他在這項生意中的投資數目已經很大，但為了減少損失，現在就放棄這項生意，這樣做對他的未來是否有好處。
同樣，雌性個體迫使雄性個體在她身上進行大量投資，指望單單以此來阻止今後雄性個體最終抛棄她，這樣做是徒勞的。
這種形式的家庭幸福策略還要取決于一種進一步的重要假定：即雌性的大多數個體都願意采取同樣的做法。
如果種群中有些雌性個體是放蕩的，随時準備歡迎那些遺棄自己妻子的雄性個體，那麼對抛棄自己妻子的雄性個體就會有利，不論他對她的子女的投資已經有多大。
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多數雌性個體的行為。
如果我們可以根據雌性個體組成集團的方式來考慮問題的話，就不會存在問題了。
但雌性個體組成的集團，同我們在第五章中講到的鴿子集團相比較，其進化的可能性也不會更大些。
我們必須尋找進化上的穩定策略。
讓我們采用史密斯用以分析進犯性對抗賽的方法，把它運用于性的問題上。
[*]這種情況要比鷹和鴿的例子稍微複雜一點。
因為我們将有兩種雌性策略和兩種雄性策略。
[*]我們的意圖是要在一個性别内找到一個進化穩定的混合策略，并與另外一個性别的進化穩定的混合策略相匹配。
梅納德·史密斯自己又進一步地發展了這個觀點，而艾倫·格拉芬和理查德·西布利（RichardSibly）也獨立地做了差不多的事。
格拉芬和西布利的論文在理論上要更高深一點，而梅納德·史密斯的更方便用文字解釋。
簡要地說，他開始考慮兩個策略，堅守（Guard）和離棄（Desert），供兩性任意選擇。
正如我“羞怯/放蕩和忠誠/薄情”的模型一樣，有趣的問題在于，雄性的哪種策略組合與雌性的哪種策略組合在一起是穩定的？答案取決于我們對該物種特定經濟狀況的假設。
有趣的是，無論如何改變經濟狀況假設，我們都得不到一個整體連續的定量變化的穩定解。
該模型傾向于落入四個穩定解之一。
這四個解都依據符合條件的物種來命名。
它們是鴨型（雄性離棄，雌性堅守）、棘魚型（雌性離棄，雄性堅守）、果蠅型（雙方離棄）以及長臂猿型（雙方堅守）。
還有些更有趣的東西。
還記得第五章裡ESS模型可以在兩種結果之間任選其一，且兩者同樣穩定嗎？好吧，這對于梅納德·史密斯模型來說也是正确的。
其中最有趣的一點是，對比其他策略對，那個滿足這種結果的策略對在同一個經濟情況下保持着共同穩定。
舉例來說，在一組情況下，鴨型和棘魚型都是穩定的。
究竟兩個中哪一個最終勝出取決于運氣，或者說得更準确一點，取決于進化曆史上的偶發事件——初始條件。
在另外一組情況下，果蠅型和長臂猿型則是穩定的。
同樣，在任何一個物種中，都是由曆史偶然性來決定究竟哪一型最終勝出。
但是沒有任何情況能使長臂猿型和鴨型共同穩定，也沒有哪種情況能使鴨型和果蠅型共同穩定。
對親和與不親和的ESS進行這種“穩定對”（來表示兩種策略的組合）的分析能為我們重建進化曆史提供一些有意思的結論。
例如，它使我們相信在進化曆史中，配偶系統中某些特定轉換是可能的，其他的則不可能。
梅納德·史密斯通過簡要枚舉動物界的配偶方式來探索這些曆史上的關系，其結論是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反問：“為什麼不是雄性哺乳動物負責哺乳呢？”
同在史密斯的分析中一樣，“策略”這個詞是指一種盲目的、無意識的行為程序。
我們把雌性的兩種策略分别稱為羞怯（coy）和放蕩（fast），而雄性的兩種策略分别稱為忠誠（faithful）和薄情（philanderer），這四種策略在行為上的準則是：羞怯的雌性個體在雄性個體經過長達數周而且代價昂貴的追求階段之後，才肯與之交配。
放蕩的雌性個體毫不遲疑地同任何個體進行交配。
忠誠的雄性個體準備進行長時間的追求，而且交配之後，仍同雌性個體待在一起，幫助她撫養後代。
薄情的雄性個體，如果雌性個體不立即同其進行交配，很快就會失去耐心，他們走開并另尋雌性個體；即使交配之後，他們也不會留下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而是去另尋新歡。
情況同鷹和鴿的例子一樣，并不是說隻有這幾種策略，然而對實行這幾種策略會帶來什麼樣的命運進行一番研究是富于啟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