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矛盾，我們可以将這個矛盾稱為變種消失悖論。
蘭德（Lande）認為要解決這個矛盾得靠突變。
他認為始終都會有足夠的突變可以讓選擇繼續進行。
人們之前之所以對這種說法存疑，是因為對于一次一個基因來說，任意一個基因位點突變的概率都小到不足以解決變種消失悖論。
蘭德提醒我們，“尾巴”或是任何一個被性選擇的東西都是受到不限定數量的衆多不同基因的影響，最終結果都是由這些小的影響疊加而成。
更進一步說，随着進化的前進，這些相關聯的不同基因的組合也會發生變化：新的基因會被加入這個影響尾巴“長度變種”的集合，舊的則會被淘汰。
變異可以影響這個大型的動态變化基因集中的任何一個基因，于是變種消失悖論就自己消失了。
漢密爾頓對這個矛盾的答案有些不同。
他用他如今回答大部分問題的方式來回答：“寄生蟲理論”。
回想一下兔子耳朵。
兔子耳朵的最佳長度大概是取決于很多聲學因素。
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些因素會随着世代更替毫不停息地向着同一個方向變化。
兔子耳朵的最佳長度可能不是一個絕對的數值，但是選擇仍然不可能讓其向某一特定方向發展，甚至迷失于現有基因庫能夠輕易産生的變種範圍之外。
因此，根本沒有變種消失悖論。
但現在來看看由寄生蟲帶來的劇烈波動的環境。
在一個充滿寄生蟲的世界裡，會有一個傾向于對其産生抵抗力的強大選擇壓力。
自然選擇會青睐那些最不易受到碰巧就在身旁的寄生蟲傷害的兔子個體。
關鍵點是，可能并不止那一種寄生蟲出現。
瘟疫來了又去。
現在可能是黏液瘤病，下一年就有可能是兔子中的黑死病，再下一年是兔子的艾滋等等。
然後，也許是一個10年的循環，又輪到了黏液瘤病，然後繼續。
或者是黏液瘤病毒自身進化出了能夠破解由兔子經過逆向适應而得到的抵抗能力。
漢密爾頓試想了這種逆向适應和逆向–逆向适應的無休止的循環，該循環倔強地對“最佳”兔子的定義進行不斷地更新。
所有這些要點在于，在疾病抵抗的适應和對現實環境的适應之間有一些很重要的區别。
盡管對兔子的腿長可能有一個确定的“最佳值”，但是若從疾病抵抗的角度來說，是不存在一個明确的“最好的”兔子的。
随着當下最危險疾病的改變，當下“最好的”兔子也會随之發生變化。
寄生蟲是唯一這樣做的選擇壓力嗎？比如說，捕食者與獵物又怎麼樣呢？漢密爾頓承認那和寄生蟲很像。
但它們并不像很多寄生蟲一樣進化得這麼快。
而且寄生蟲比起捕食者與獵物更容易進化出具體到基因對基因的逆适應。
漢密爾頓把寄生蟲帶來的循環挑戰改造成為了一個大一統理論的基礎，即他關于究竟為什麼性選擇會存在的理論。
但這裡我們隻關心他用寄生蟲來解決性選擇中的變種消失悖論。
他相信雄性間可以遺傳的疾病抵抗才是雌性選擇它們的最重要因素。
因為疾病是如此的恐怖，如果雌性能夠有辦法在潛在的配偶中找出患病個體，那麼它們就會有巨大的優勢。
一個表現得像一個很好的診斷醫生的雌性，隻會選擇最健康的雄性作為配偶，因而更可能讓它的孩子獲得健康的基因。
現在，因為對“最佳兔子”的定義不斷地在變化，當雌性觀察雄性時，就必須得有些重要特征讓它們作出選擇。
總是會存在一些“好的”雄性和一些“差的”雄性。
他們在幾次選擇之後不可能還都是“好的”，因為到時候寄生蟲已經發生了變化，因而關于“好”兔子的定義也發生了變化。
能抵禦某一株黏液瘤病毒的基因并不能很好地抵禦由變異帶來的下一株黏液瘤病毒。
瘟疫會這樣不斷的循環、進化，毫不停歇。
寄生蟲從不停止，所以雌性們也不能停下它們不懈的尋找健康配偶的腳步。
當雄性被像醫生一樣的雌性仔細檢查時，它們會如何反應呢？那些假裝健康的基因會取得優勢嗎？可能一開始是的，但選擇會導緻雌性加強它們的診斷技巧，從健康個體中排除那些冒牌貨。
到最後，漢密爾頓相信雌性的診斷技巧會變得足夠敏銳，以至于雄性不得不開始為它們的誠實做廣告（如果他們真的有做廣告的話）。
如果任何一個性廣告在雄性中變得過于誇張的話，這一定是由于其本身就是一個健康的真實指标。
雄性會進化得讓雌性更容易看出它們是健康的——如果它們真是的話。
真正健康的雄性會很高興宣揚該事實。
不健康的個體當然不願意，但它們又能做什麼呢？如果它們不嘗試去展示健康證書，雌性們肯定會對其得出最壞的診斷結論。
順帶說一句，所有提到的醫生并不意味着雌性會對治愈雄性感興趣。
它們隻對診斷感興趣，并且這也不是一個利他主義的興趣。
我也假設我不需要為諸如“誠實”和“得出結論”這樣的比喻作出道歉。
回到廣告這一點上，這就有點像雄性被雌性逼着進化出了一個永遠插在它們嘴裡、能夠讓雌性清晰讀數的醫用溫度計。
這些“溫度計”會是怎樣的呢？好吧，想想雄性極樂鳥那不可思議的長尾巴。
漢密爾頓的解釋總體上來說更實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