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忽略品質和吸引力的影響，一個不做廣告的雄性更容易成功（通過節省能量或者變得對捕食者不那麼顯眼）。
不僅僅廣告是代價高昂的，反而正是由于它們有代價，所以雄性才選取了這樣一個廣告系統。
之所以選擇一個廣告系統，是因為它實際上能夠降低廣告者的成功概率——在所有其他情況一樣的前提下。
4.廣告的代價對越差的雄性越高昂。
同樣程度的廣告帶給一個孱弱雄性的風險遠高于其帶給一個強壯雄性的風險。
低品質的雄性相對高品質的雄性來說承受着由昂貴廣告帶來的更大風險。
這些條件，特别是第三條，是純粹的紮哈維式。
格拉芬展示了它們在合理情況下是進化穩定的，這看起來很有說服力。
但那些影響了本書第一版的關于紮哈維的批評理由也同樣有說服力，它們總結說紮哈維的觀點不可能在進化中實現。
我們對格拉芬的結論還不能高興得太早，至少得等我們找出那些早前的批評究竟哪裡——如果真有的話——錯了。
是什麼假設使他們得到了一個不同的結論？部分的答案似乎是他們沒有讓他們假想的動物有機會從諸多不同策略中作出選擇。
這通常意味着他們對紮哈維語言觀點的闡述隻是格拉芬列出來的前三種闡述中的一種——合格型不利條件、展示型不利條件、限制型不利條件。
他們都沒有考慮過任何第四個版本，即策略選擇型不利條件。
其結果是要麼他們根本無法實現不利條件原理，要麼就隻能在特殊的、數學抽象的情況下實現，這樣對他們來說又沒有了紮哈維似的矛盾感。
進一步來說，不利條件原理的策略選擇型闡述的關鍵特點在于，在ESS中，高品質的個體和低品質的個體都采取相同的策略：“誠實的廣告”。
此前建模的研究者都假設高品質雄性和低品質雄性使用不同的策略，因此發展出不同的廣告方案。
相反的，格拉芬則在ESS模型中假設，同樣都在打廣告的高品質和低品質的雄性變得不同是因為它們都使用同樣的策略——它們在廣告中呈現出差别是因為它們都誠實地根據信号規則來反映它們的品質。
我們始終承認信号事實上可能就是一個不利條件。
我們也始終理解盡管事實上是不利條件，但極端的不利條件仍然可能得到進化，特别是作為性選擇的結果。
紮哈維理論中也有我們都反對的觀點，就是他認為選擇之所以傾向于一個信号，完全是因為它對發出信号者是一個不利因素。
這也是艾倫·格拉芬現在所維護的一點。
如果格拉芬是對的——我認為他是——這對整個動物信号研究都有相當的重要性。
這甚至有可能導緻我們對行為的進化形勢的看法來一個大轉彎，也可能導緻我們對本書中讨論的很多觀點的看法發生大的變化。
性廣告隻是廣告的一個類型。
如果紮哈維–格拉芬理論正确的話，将會完全颠覆生物學家對同性對手間的、親代與子代間、不同物種的敵人間的關系的看法。
我發現這個前景很令人擔憂，這意味着我們再也不能以常識為由而排除那些幾乎瘋狂到極點的理論了。
如果我們觀察到某個動物正在做一些很傻的事，比如遇到獅子後開始用頭倒立而不是遠遠跑開，它有可能隻是在對雌性炫耀。
它甚至有可能是在對獅子炫耀：“我是一個擁有如此高品質的動物，試圖抓住我隻會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
但是，無論我認為一件事多麼瘋狂，自然選擇總會帶來一些其他的看法。
當危機導緻的廣告效應上的增長超過危機帶來的生命威脅時，一個動物甚至有可能在一群流着口水的捕食者面前表演後空翻。
正是由于該姿勢擁有危險性，它才更有值得炫耀的價值。
當然，自然選擇不可能傾向于無限的危險。
當那種展示變成純粹的有勇無謀的時候，它就會受到懲罰。
一個危險或代價高昂的表演在我們看來也許很瘋狂，但這真的與我們毫無關系，自然選擇是唯一的審判官。
到現在為止，紮哈維的理論還沒有什麼問題。
下面我們要談的是他理論中使人難以接受的那一部分。
他認為，盡管極樂鳥和孔雀的長尾巴、鹿的巨角以及其他的性選擇的特性，看起來是這些個體的累贅，因而始終是不合理的現象，但這些特征得以進化正是因為它們構成累贅。
一隻雄鳥長了一條長長的、笨重的尾巴，為的是要向雌性個體誇耀，說明盡管它有這樣一條長尾巴，像他這樣一個健壯的大丈夫還是能夠活下去的。
這個理論很難使我信服，盡管我所持的懷疑态度已不像我當初聽到這個論點時那麼堅決。
當時我就指出，根據這種理論可以得出這樣的邏輯結論：進化的結果應該使雄性個體隻有一條腿和一隻眼睛。
紮哈維是以色列人，他立即反駁我說：“我們最好的将軍中有些是獨眼的！”不過問題還是存在的。
累贅的論點似乎帶有根本性的矛盾。
如果累贅是真實的——這種論點的實質要求累贅必須是真實的——累贅本身正如它可能吸引雌性個體一樣，同樣對該個體的後代肯定是一種懲罰。
因此不管怎樣，至關重要的是這個累贅不能傳給女兒。
如果以基因語言來表達累贅理論，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