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或全無的遺傳特性大不相同。
看來覓母傳播受到連續發生的突變以及相互混合的影響。
不過，這種非顆粒性表面現象也可能是一種假象，因此與基因進行類比還是能站得住腳的。
如果我們再看一看諸如人的身高或膚色等許多遺傳特征，似乎不像是不可分割和不可混合的基因發揮作用的結果。
如果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結婚，這對夫婦所生子女的膚色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介乎兩者之間。
這并不是說有關的基因不是顆粒性的。
事實是，與膚色有關的基因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個基因的影響又是如此之小，以緻看起來它們是混合在一起了。
迄今為止，我對覓母的描述可能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即一個覓母單位的組成好象是一清二楚的。
當然事實上還遠遠沒有弄清楚。
我說過一個調子是一個覓母，那麼，一支交響樂又是什麼呢？它是由多少覓母組成的呢？是不是每一個樂章都是一個覓母，還是每一個可辨認的旋律、每一小節、每一個和音或其他什麼都算一個覓母呢？
在這裡，我又要求助于我在第三章裡使用過的方法。
我當時把“基因複合體”（genecomplex）分成大的和小的遺傳單位，單位之下再分單位。
基因的定義不是嚴格地按全有或全無的方式制定的，而是為方便起見而劃定的單位，即染色體的一段，其複制的精确性足以使之成為自然選擇的一個獨立存在的單位。
如果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中某一小節具有與衆不同的特色，使人聽後難以忘懷，因此值得把它從整個交響樂中抽出，作為某個令人厭煩的歐洲廣播電台的呼号，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說，也可被稱為一個覓母。
附帶說一句，這個呼号已大大削弱了我對原來這部交響樂的欣賞能力。
同樣，當我們說所有的生物學家當今都笃信達爾文學說的時候，我們并不是說每一個生物學家都有一份達爾文本人說過的話的拷貝原封不動地印在他的腦海中。
每一個人都有其自己的解釋達爾文學說的方式。
他很可能是從比較近代的著作裡讀到達爾文學說的，而并沒有讀過達爾文本人在這方面的原著。
達爾文說過的東西，就其細節而言，有很多是錯誤的。
如果達爾文能看到我這本拙著，或許辨别不出其中哪些是他原來的理論。
不過我倒希望他會喜歡我表達他的理論的方式。
盡管如此，每一個理解達爾文學說的人的腦海裡都存在一些達爾文主義的精髓。
不然的話，所謂兩個人看法一緻的說法似乎也就毫無意義了。
我們不妨把一個“概念覓母”看成是一個可以從一個大腦傳播到另一個大腦的實體。
因此，達爾文學說這一覓母就是一切懂得這一學說的人在大腦中所共有的概念的主要基礎。
按定義說，人們闡述這個學說的不同方式不是覓母的組成部分。
如果達爾文學說能夠再被分割成小一些的組成部分，有些人相信A部分而不相信B部分，另一些人相信B部分而不相信A部分，這樣，A與B兩部分應該看成是兩個獨立的覓母。
如果相信A部分的人大多數同時相信B部分——用遺傳的術語來說，這些覓母是密切連鎖在一起的——那麼，為了方便起見，可以把它們當做一個覓母。
讓我們把覓母和基因的類比繼續進行下去。
我在這本書中自始至終強調不能把基因看做是自覺的、有目的的行為者。
可是，盲目的自然選擇使它們的行為好像帶有目的性。
因此，用帶有目的性的語言來描繪基因的活動，正如使用速記一樣有其方便之處。
例如當我們說“基因試圖增加它們在未來基因庫中的數量”，我們的真正意思是“凡是由于基因本身的行為而使自己在未來的基因庫中的數量增加的，往往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那些有效基因”。
正如我們為了方便起見把基因看成是積極的、為其自身生存進行有目的的工作的行為者，我們同樣可以把覓母視為具有目的性的行為者。
基因也好，覓母也好，都沒有任何神秘之處。
我們說它們具有目的性不過是一種比喻的說法。
我們已經看到，在論述基因的時候，這種比喻的說法是有成效的。
我們對基因甚至用了“自私”、“無情”這樣的詞彙。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些說法僅僅是一種修辭方法。
我們是否可以本着同樣的精神去尋找自私的、無情的覓母呢？
這裡牽涉有關競争的性質這樣一個問題。
凡是存在有性生殖的地方，每一個基因都同它的等位基因進行競争，這些等位基因就是與它們争奪染色體上同一位置的對手。
覓母似乎不具備相當于染色體的東西，也不具備相當于等位基因的東西。
我認為在某種微不足道的意義上來說，許多概念可以說是具有“對立面”的。
但一般來說，覓母和早期的複制分子相似，它們在原始湯中混混沌沌地自由漂蕩，而不像現代基因那樣，在染色體的隊伍裡整齊地配對成雙。
那麼這樣說來，覓母究竟如何在相互競争？如果它們沒有等位覓母，我們能說它們“自私”或“無情”嗎？回答是——我們可以這麼說，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覓母之間可能進行着某種類型的競争。
任何一個使用數字計算機的人都知道計算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