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子一天天過去，我開始将錢德勒作為我尋求平和、穩定與生命意義的源頭。
“被關進監獄、與她分離”這種想法就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底，隻有當科爾曼探員結束調查、毫無收獲後我才能把這塊大石頭搬走，才能真正放下心來。
1994年1月
停車場事件後接下來幾周内，很顯然，購物中心的監控錄像沒能清楚地錄下丹尼的車牌号。
不過，據托德說，警方為他提供了一項交易，想讓他說出開勞斯萊斯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托德當然拒不交代，不過我有點懷疑他多多少少有些誇張了——他這是在為經濟勒索鋪路吧。
不管怎樣，我還是向他擔保，我會擺平這件事，而他則答應饒丹尼一命。
之後，1993年接下來的日子平靜無事，也就是說，“有錢人和生活紊亂者的生活方式”又重新大行其道，并以史蒂夫·馬登鞋業的公開發行而畫上了一個漂亮的句号。
這隻股票以8美元的價格上市，通過我的代理人、過橋貸款組合、公司專屬交易委員會，我已淨賺了2000多萬美元。
聖誕節和新年期間，我們乘“娜丁”号遊艇在加勒比海度了兩周的假期。
女公爵和我像搖滾明星般狂歡，幾乎入住了聖巴特島和聖馬丁之間所有的五星級酒店；此外，吃完安眠酮後潛水，我還成功地存活了下來，除了一道傷口外，整個旅行我幾乎毫發未傷。
但假期結束了，又要工作了。
1月份第一周，周二，我正坐在StrattonOakmont外部法律總顧問艾拉·李·索金的辦公室中，艾拉頭發花白，頂着個“拖把頭”。
和所有傑出的白領律師一樣，艾拉也曾為壞人效過勞——或者也可以說是好人，這取決于你問的對象——他曾經是一位證券市場監管者。
艾拉曾擔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紐約地區辦公室主任。
此刻，他正坐在他豪華的黑色皮制王座上，向後倚靠着，揮舞着雙手，說：“喬丹，你現在應該歡欣地跳起來！兩年前，證券交易委員會提起了2200萬美元的訴訟，并努力想關掉這家公司；現在，他們願意以300萬美元了結，隻對公司進行象征性的懲罰。
這是個徹底的勝利。
絕對是！”
我朝這位自吹自擂的律師笑了笑，不過内心深處，我卻極為掙紮。
從聖誕假期回來的第一天，這麼多事情一時可真難消化。
我是說，證券交易委員會并未找到任何不利于我的證據，我為什麼這麼快就要了結此案呢？他們在3年多之前——1991年冬——就提起了訴訟，控告我操縱證券市場和采用高壓銷售戰術，但他們卻幾乎沒有證據支持這些控告，尤其是兩項控告中相對嚴重的一項——操縱證券市場。
證券交易委員會傳訊了14名Stratton員工，其中12人将右手放在聖經上起誓，卻道貌岸然地做了僞證。
隻有兩名Stratton員工驚慌失措，講了實情——承認采用了高壓銷售戰術等等。
證券交易委員會表達“感謝你的忠誠”的方式就是，将他們趕出了證券業。
（畢竟，他們承認做僞證了。
）而這12位說謊的Stratton員工遭遇了怎樣可怕的命運呢？啊，這充滿詩意的司法！他們均毫發無傷，直到現在，仍在Stratton工作——微笑着撥打電話，挖着客戶的眼珠子。
盡管我在對抗這群笨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功，艾拉·李·索金——此前亦是笨蛋之一——卻仍建議我了結此案，徹底把這個案子放下。
但我發現自己很難理解他的邏輯，“徹底把這個案子放下”不僅僅意味着支付300萬美元的罰金并同意未來不再違犯證券法；這還意味着，我必須接受終身遠離證券行業，永遠地離開Stratton，換句話說，即便我死了，然後想辦法讓自己複活了，我還是會被關在證券業的大門外。
我正要說話，這時“偉人”索金卻耐不住性子跟我講起來了。
“喬丹，總而言之，我們倆組成了一個很優秀的團隊，我們在證券交易委員會發起的這場遊戲中擊敗了他們。
”他沖着自己這番睿智的話語點了點頭，“我們将這些渾蛋趕出局了。
這300萬美元你一個月就賺回來了，而且收益甚至還可以扣稅呢。
所以，現在你應該了結此案，